张献：文人剧场的崛起——王音洁与她的“场外说”

因杭州，或更因江南，我更乐意将音洁策划的“场外说”系列称为“文人剧场”。剧场举办地充满灵活性，遍布杭城各处，偶尔也会去上海北京。这种学院知识分子的校外文化游牧，已被互联网世代接受为越来越真切的剧场现实。

1979年盛夏的一个深夜，时年24岁的我从上海戏剧学院出发，骑着一辆永久牌自行车（编注：本地称脚踏车），越过金丝娘桥进入浙江，骑行整整18小时后抵达杭州。那时的音洁还是个幼童，她是通过什么途径追上我几十年走过的道路，来到我仍寻游其间，迷雾重重的异次元永恒剧场，打开她自己的聚光灯，让我蓦然回首呢？

青年时期赴杭州的羁旅映衬钱塘山水人文的历史残像，曾令我对该城市大失所望，直到王音洁以言论行动的“外剧场”（off-theater），还我竹月筛窗的慰藉。王音洁替这个“最对不起戏剧的城市”进行的默默救赎，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我凭吊的不是700年前亡于蒙古铁蹄的皇朝，不是世界上造诣最高的艺术家君主，是唐宋之变后的文化社会、遍地诗文，以及江南戏剧的狂飙人物。这疑问由杭州人自觉的行动渐渐解答：杭州话剧团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引进制作反蒙昧主义神话“愚公移山”的《山祭》，惊世骇俗，复以全国性青年艺术节施展浙江人平台智慧；浙江美术学院改名中国美院，步入当代艺术泛表演战略高地；我更惊喜地发现王音洁将古都的绵长文脉提挈至当代公共活动的现场，激活古往今来一脉相承的真人本人“文人表演”，让我找到我在《隐修剧场》中暂付阙如的一种知识社会的“剧场”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