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王安忆及其作品和城市的关系，读者必然会先想到上海。她199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将她自1980年代开始的上海书写推向高峰，使她成为中国那座繁华都会的文学代言人。然而，在我看来，被称作“共和国女儿”的王安忆从某个特定角度审视，亦可被看作新马作家。她原籍福建同安，家族中最早来到南洋的是她曾祖母，当年还带着她祖父。其父亲王啸平1919年出生于新加坡，青年时期热衷于戏剧活动，先与同侪成立了星洲业余话剧社，后加入了马华巡回歌剧团。直到他1940年离开南洋之际，王啸平已在新马文坛崭露头角。方修那套十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就收录了他早年在新马地区发表过的部分文学评论和散文。
准此，我们不妨把王啸平视为离散的新加坡人。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王啸平属于回返中国的“归侨”，也就是从世界各地（尤其是东南亚）返回中国的海外华人。王啸平二战前即远赴中国，在“归侨”历史中算是较早的一批（绝大部分归侨是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前往大陆）。目前，除了点明王啸平戏剧家的身份，学界更把他视为归侨作家群体的一员，并尤其关注他晚年创作的三部含带回首来时路意味的自传小说《南洋悲歌》（1986）《客自南洋来》（1990）与《和平岁月》（1999）。
除了特定的文学与文化圈子，王安忆经由父系一脉与新马缔结的这段渊源较少为人所知。而王安忆相当早就把这份和南洋莫名亲近的感受写入创作。她198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我的来历》，那个叫“安忆”的年幼叙事者听闻父亲出生于新加坡后，当众宣称：“我是新加坡人！”虽然那个第一人称的叙事者迅速被姐姐更正，了解到“新加坡是外国”，但她对国境之外的南方岛屿始终保有一份好奇。
1991年，身为归侨后代的王安忆初访新马参加文艺活动，同时开展寻根的旅程。相对于东南亚华人在文革结束之后、自1980年代起恢复北上中国祭祖的传统，王安忆的新马之行带有反向寻根的意味。除了踏寻父亲从前在新马生活与游历的轨迹，她的姑姑和婶婶也带她到祖父母和曾祖母的新加坡墓地上坟。从更深广的社会历史意义来说，王安忆的来访凸显了一条颇为久远的文化脉络，引领我们重新掂量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南来文人的行旅，以及他们与南洋文坛和中国文坛的双重关系。
早年的文人渡海南来，为的是出任清廷的领事官职、贡献报业或文教界、躲避政治迫害，兼或从事各种海外动员工作。对比那些男性的前行者，王安忆新马之旅的格局看似不够宏大。虽然她以中国作家的身份参与了国际华文文学的交流活动，但她更是为了连结父辈的原乡，访查个人的家族谱系而来。事实证明，她的视野一点也不狭隘。在回返中国之后，她发表了超越个人际遇、观照华人群体经验的中篇小说《伤心太平洋》（1993），以及散文《语言的命运》（1992，文章后来改名为《漂泊的语言》）。
“我的遗传其实带有热带的痕迹”，《伤心太平洋》的叙事者在开篇后不久如此表陈。她在怡保遇到一名自称本家的王先生，促使她反思：“我知道福建那地方有着源远流长的出南洋历史。有一句话说：‘南洋海水到处，皆有华侨踪迹。’这使我眼前出现一幅人迹漫流的图画。”这幅“人迹漫流的图画”指涉的其实就是华人大规模移民的历史现象。从这个角度审视，小说叙述的就不仅仅是个人的身世。王安忆就曾经指出，《伤心太平洋》的关注面更为广阔，讲的是“人类漂浮的命运”。
换句话说，小说叙述的不纯粹是华人告别或寻找原乡的事迹，而是人类在不同地方之间不断漂浮的定数。也正是那场与新加坡的相遇，使王安忆在小说里将岛屿和大陆等量齐观。她安排叙事者通过反思和世界大战交集的海外华人史，说出貌似颠覆地理现实的想法。类似演讲主标题的那句话，《伤心太平洋》的叙事者一共讲了两次，而她第一次如此表述：“从地图上看，大陆也成了岛屿，而岛屿则成了大陆的碎片，随波逐流。”
在叙事者看来，大陆和岛屿在地质上并无二致，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体积。可果真如此吗？大陆怎么会是岛屿？实际上《伤心太平洋》里叙事者的话语呼应了批判地理学研究者的观点。在学者如Martin Lewis与Ka¨ren Wigen看来，两种陆地区域不断变动，它们的定义因而可以互换。他们在“The Myth of Continents: 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里从地质学的角度指出，所谓的“大陆”不过是“经历持续增长、分离和改造的陆地一时的聚合”。
由此推断，叙事者并非想确定岛屿和大陆在体积上的分界线，而是关注所谓岛屿和大陆在历史上纠缠的关系。因此我们的设问变成：王安忆为什么把大陆说成是岛屿？让我们先从小说的内部寻找线索：在《伤心太平洋》里，关于岛屿和大陆的描述，经常和叙事者想象父亲的少年经历交织在一起。比方说，她把中国南来文人郁达夫和吴天比喻为大陆，吸引“我父亲”那样，如“飘浮岛屿”的文学青年亲近他们。与此同时，她也想像父亲落脚中国之后，对陆地和海洋混淆的感官印象。
于是，我们看到小说对陆地和海洋的定义，如同其中呈现的大陆和岛屿的概念，均不稳定。这样的处理方式暗示了叙事者父亲复杂的“双乡”心理。用海洋来形容陆地，那是因为他对海洋中的南方小岛仍有牵念。对他而言，新加坡和中国都是家园。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其实正计划着回返新加坡。是战争的爆发阻断了他南归的航程，使他最终留在了中国。我们因而必须修改对华人移民的一般印象。实际上，迁移和定居充满时事的偶然性。迁徙不只是从中国发散出去的现象，它其实是双向的，也可以是重复往返，未必是一次性的实践。
身为读者的我们因此能够理解，作者何以在小说里将大陆和岛屿划一看待。若把阅读面放宽，检视王安忆其他同期作品，我们将能发现更多关于岛屿的隐喻，进一步了解《伤心太平洋》的叙事逻辑。通过互文阅读的方式，我们将可认识到王安忆如何铺开意义网络，把新加坡写入一个广大的华语世界。
王安忆1990年前后的创作
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王安忆发表的关于中国域外的作品，除了《伤心太平洋》，还有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和另一部中篇《乌托邦诗篇》。简言之，《纪实与虚构》追溯叙事者母亲那一脉远从蒙古大草原滥觞的家族谱系。小说同样采用了第一人称的视角，交互描述叙事者的家族史调查与她希望融入上海的感受。在小说话语中，岛屿化身为孤立无援的隐喻。叙事者提起成长时期因不懂上海话而产生的孤独感，她说：“我觉得，我们家就好像这城市里的孤岛，我父亲说着令人惊奇的口音，我妈妈明明会说上海话却偏偏要说普通话。我们无亲无故……”《乌托邦诗篇》则讲述采用真名的叙事者王安忆与人物陈映真1983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相遇。陈映真的典范和引导使前者从根本上反思自己书写的“中国”。小说重复出现的一句话，也利用空间的强烈对比来突出主题。感动于陈映真在台湾的种种社会实践，叙事者说：“一个人在一个岛上，也是可以胸怀世界的。”
了解这个语境后，我们可以说王安忆从上海出发，实际上是把南中国海另一边的新马地区和长城外的地域，以及海峡对岸的台湾联系起来，在最广阔的世界背景下，反思驳杂的“中国性”和“华人性”（Chineseness）。这样看来，无论是王啸平晚年在自己的小说中描述的客居之感，或是王安忆的南洋寻根叙事，他们的东南亚故事都是他们“中国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父亲的归侨创作，作为跨代重写的南洋追忆，《伤心太平洋》启动了关于离散的历史反思。在王安忆新的思想图景中，中国不再具有中国性和华人性的起源地这样的崇高地位，而成为另一个离散和在地化均可发生的场域。这个诠释帮助我们从第二个角度理解王安忆何以在小说结尾不再单纯指认新加坡为“岛屿”或中国为“大陆”。小说尾声如此写道：
最后我再说一遍前面已经说过的话，“从地图上看，大陆也是飘浮的岛屿。”地球上的所有陆地，全是海洋中的礁石……太平洋的岛群就好像是一个缩小的地球景观，岛屿就是大陆。
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叙事者提到岛屿和大陆仍有体积上的区别，说岛屿是“大陆的碎片”。来到结尾，她则彻底消除了歧义，指出大陆和岛屿同样处于飘浮的状态，并坚定地阐明：岛屿就是大陆。如此宣告中国和新加坡并无二致，叙事者实际上在将中国地方化（provincialize），使中国不再是作家独特的关注对象，而真正成为人类世界的一部分。借用学者夏志清的概念，《伤心太平洋》和新加坡治愈了王安忆早前“情迷中国”（obsession with China）的一种较狭隘的写作取向。
如此似乎也就解答了小说引发的中心困惑，但我想往前推进一步，讨论这个时期的王安忆和新加坡戏剧家郭宝崑在思想上的共振。王安忆1983年在爱荷华遇到陈映真，使她的创作从此改道，开始用开阔的世界眼光看待中国。而如果王安忆当年在新加坡遇到郭宝崑——也许在郭生创办的电力站艺术之家——他俩会有怎样的对话？
没有资料显示两位知识分子于1990年代在新加坡发生过交集。然而，立足不同国家本位的他们，却几乎在同一时期产生了关于文化边缘性的论述。在我看来，认识王安忆和郭宝崑不谋而合的想法，有助于我们再次探究新加坡在那段时间，作为全球华文文化交流的主场时，所遇到的危机与契机，从而帮助我们深刻思索，眼下新加坡在华文华语方面遭逢的问题与挑战。
新加坡与1990年前后的华语世界
王安忆其实在1989年就受邀来岛国。那年《联合早报》筹办第四届国际华文文艺营；中国作家方面，主办方邀请了刘再复与王安忆，但两位作家后来因八九学运，结果都无缘来访。
刘再复日后终究和岛国缘悭一面。王安忆在两年后则再度受邀，于1991年参加了华族文化节、世界华文书展和第五届国际华文文艺营。除了王安忆，1991年国际华文文艺营的主讲者还包括莫言、朵拉、小黑、龙应台、阿盛、钟晓阳，朱天心，以及温任平、温瑞安、周维介和原甸。他们当中有好几位眼下已成为世界华文文学里的重量级作家。
名家荟萃的活动不只国际华文文艺营。本地戏剧家、被誉为“新加坡剧场之父”的郭宝崑，也曾在那段期间以国际交流的方式，大力推动岛国的文化发展。在1983年策划了第一届华语戏剧营之后，他在1987年岁末至1988年年初策划了第二届戏剧营。他极具前瞻性的组织，体现在他当时邀请并聚集了一群后来在华语世界里皆卓然有成的文艺和戏剧专家。这些专家包括：台湾国立艺专戏剧系副教授兼表演艺术工作坊总监赖声川；日后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在当时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剧作家的高行健；尚未出版备受赞誉的散文集《文化苦旅》的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余秋雨，以及香港“进念·二十面体”的艺术指导荣念曾。第二届戏剧营不仅是新加坡的戏剧盛会，也成了两岸三地戏剧家互动的盛会。
更为重要、却经常为人忽略的是，郭宝崑在新加坡潜在经营和锻造的“多元华语”愿景。有感于新加坡身处的多元文化环境，除了两岸三地的导师，他更特地邀请了马来西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兼戏剧家克里申·吉（Krishen Jit）。印度裔的克里申·吉熟悉新加坡的历史和文化语境，在马来西亚致力推动的是马来文剧场、英文剧场和多语剧场。他的经验恰恰能动摇新加坡对于种族和语言具有固定链条关系的偏见。
换言之，郭宝崑通过汇聚各地戏剧创作者，向新加坡人传达“语随境转，境随语生”的文化逻辑。语文无需总是以发源地的规范为标准，而“华语”应该具备多元性特质。今天，学界运用“华语语系”（Sinophone）这个概念来指称主要在中国境外进行的华语文学和文化生产。在我看来，郭宝崑“多元华语”的设想，因为偏处戏剧的领域而被忽略，但它其实可被视作“华语语系”的先声实践，因为它和“华语语系”所重视的在地性和驳杂性有着相通的精神。
王安忆与郭宝崑：两种“孤儿意识”
非常有趣的是，郭宝崑和王安忆在这个时期分别表达了对“文化孤儿”的反思。在新加坡，郭宝崑在一边努力策划国际对话，另一边却对新加坡的边缘处境深有感慨：
这个国家、这个人民普遍具有文化孤儿的心态：一种失离感，一种追索自我的焦虑。去访查祖先的文化国度，我们可以得到某种抚慰，但是总无法认同那就是自己的文化家园。我们长期处于一种漂泊寻觅的心境中……处在一个数大文明融通、国际信息汇聚的焦点，新加坡人既感到八方际会的丰腴，又感到无所依归的苦恼……孤儿的心态和边缘人的意境应运而生；即使能让我们溯源回归各自的文化母亲，也绝对无法安于前状。孤儿只能摸索前行，在失离中塑造自己的精神家园。
不约而同，王安忆在同期作品中也反复强调一种孤儿情意结。《乌托邦诗篇》叙事者就说：
我是一个在近代城市上海长大的孩子，我满脑子务实思想，我不可能将一条河一座山作为我的图腾……寻根已无法实现，我这一个孩子，无根无底，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孤儿，作了这现代城市的居民，我只可到未来去寻找源泉。
于此，叙事者指涉的是中国文坛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的“寻根热”。当时王安忆的许多同侪知青作家走进了大自然，或到人迹罕至的地方寻找散失在民间的中国传统文化。《乌托邦诗篇》叙事者原本尝试模仿，但后来认识到自己的“选择又盲目又带有趋时的嫌疑”终于面对个人成长经历的特殊。她于是希望透过写作来创造未来，包括创造个人历史。《伤心太平洋》就仿佛是同一位叙事者来到南洋小岛，但仍旧无法找到寻根所能带来的慰藉，因为她发现“岛屿像一个孤儿，没爹没妈，没有家园。太平洋上的岛屿，全有一种漂浮的形态，它们好像海水的泡沫似的，随着波涛涌动。”
也就是说，王安忆带着一种文化孤儿的心态来到新马，看到了另一种漂浮的状态。于此，新加坡变成了知识分子表达华语世界里两种“孤儿意识”的场域。无独有偶，如同王安忆书写新加坡的叙事作品，郭宝崑在1990年代也采用了海洋的意象，来描述新加坡的文化生存境况：
新加坡的文化艺术，缺少一个历史的底垫；后来把母语降为第二语文，进一步削弱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文化艺术的精神土壤，从而给本土艺术的开拓造成更大的阻力。把外来的英语当成主要语文固然使新加坡人能够比较方便的取得各种国际资讯，但是，由于教育政策是功利主义策动的，所以其目的也主要局限在经济与科技方面；世界上的广泛人文知识并没有因为英语的便利而丰厚地涌进小岛；明眼人到新加坡一看，就觉察出这里没有英美（甚至澳洲和加拿大）的文化底蕴。在这种劣势下，不去谋求大力发展自身的文化艺术培训、研究、创作、积累，反而去全力引入外来文化艺术，久而久之，本土性的东西将会难免因为资源人才欠缺，而更行没落。那时，“文化孤儿”可能连那原本已经破碎的文化遗产都会忘了；那时，这里的边缘心态也可能变得更为困窘，由于自我力量越行薄弱，本来架在各种外来文化间的“自我空间”也就可能越缩越小，以至……完全被淹没在世界文化的汪洋大海里。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从表面上看来，种种政治与文化的因缘，形塑了新加坡于1990年前后在华人世界里特殊的地位。然而，过分借重外部资源的代价是在地文化的萎缩。郭宝崑1990年代关注的，正是新加坡在取得长足经济增长后，自身文化根源的浮沉、流失与贫瘠化。
尽管王安忆和郭宝崑从未有过交集，但南来的前者必然会是他论述里的“明眼人”之一。散文《语言的命运》可说是王安忆对1990年代初新加坡华语境况的观察报告。短暂的逗留似乎已能让作家直觉地感受到新加坡华社面对的困境。她在总结自己的新加坡经验时写道：
这个从一无所有白手起家的国度……它参与国际社会的连手并存的经济生活中去，是以牺牲民族渊源的回忆为代价的……这就是我在新加坡这个华人占人口比例百分之七十的国家里，所看到的华语的景观，年轻的完全受英语教育的一代对它有隔膜与好奇的心情，政府现在希望于它来复兴儒家思想，以稳定国家的意识形态；而对于知识分子，华语则是一个文化情结，他们悲哀地看到这个社会不可挽回地走入文化的断裂层，心痛如绞。但无论如何，汉语和他们的现实生存已没有什么关系，它至多只为人们的情感发生联系。
王安忆所说的“以牺牲民族渊源为代价”恰恰呼应了郭宝崑的在地评论。文化资源的先天不足和后天主政者的轻视，造成新加坡恒久面对艰难的文化处境。在新加坡报社主办的一场座谈里，这位南来作家（或说故人之女）就发表了一番极具针砭性的见解：
新加坡的问题并不是说不说华语的问题，而是它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语言的问题。这语言应当不仅是工作的、科技的、实用性功能的语言，还是文化的、情感的语言。所以，假如它能将英语掌握得如同英文社会那么纯熟和精深，就不必非要说汉语。我为新加坡的担心是在于它没有一个彻底纯粹的语言。
王安忆所言不虚，而她的观察至今仍然准确：新加坡华文和华语的问题是它虽然被纳入教育体制，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存有“母语”的地位，却非常欠缺实际的用场。她所谓的“纯粹的语言”其实指涉兼具实用和文化功能的语言。而新加坡的反讽正在于，英语和华语都不是她所谓的完整的、“彻底纯粹的语言”。
我不禁联想到郭宝崑1990年代后期提出的关于“开放文化”（Open Culture）的概念。郭宝崑看得非常清楚，和新加坡人种族身份挂钩的所谓“母语”，其实已经逐渐变成外语。因此，与其强调通过徒具其名的“母语”来学习所谓“母语文化”，他主张新加坡人超越官方对种族和母语的链条设定，自行选择语言来进行文化浸濡。在他看来，关键不在于岛国的民众是否熟知人为设定的“母语文化”，而在于我们究竟有没有经由文化的习得，扎根于人类深层的知识与智慧。
回首1990年代，我们方才发现，新加坡社会今天面对的种种关于华语和华文的问题，早被王安忆和郭宝崑在1990年代辨识出来。通过分析王安忆南来的相关书写，以及对照郭宝崑的体悟，我们即可总结新加坡曾经发挥的角色：第一、揭示世界的广大，稀释中国作家“情迷中国”的写作心态；第二、用岛国的“华语”生成的在地文化思想，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思共振。
新加坡下来该何去何从？在郭宝崑逝世20周年之际，我想借新加坡知识分子的乐观，与各位共勉：
事情也可以完全不那么悲观。如果新加坡在失去更多之前，及时改变文化艺术发展的重心，把强化内在自我力量作为主力、主导，那么，新加坡文化艺术的前景可能就会基本改观。“文化孤儿”的渴求状态，配合“边缘心态”的氛围态势，赋予了它一种特强的吸纳能力；给以足够的人力、物力、空间、时间、资源来激发国人对于自我认同的追求，和对于人本体开发的热诚，那么新加坡完全有可能把自己各种单一文化的不足转化为对多元文化的热切吸收。在这个罕有的四大文明汇流处多源求索，以它独特的开放胸怀去塑造一个在一定程度上映照出当代全球文化融汇精神的新文化。
希望讲座给大家提供了一点周末的思考趣味。谢谢各位！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本文的底本为2022年10月29日于新加坡管理大学举行的“廉凤讲座”演讲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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