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读书人的概念来纪念培安往生两周年，是我对他可能致上的最大也最深的敬意。
1.读书人英培安
我所认识的英培安有两个，一个是出版人和书局经营者，另一个是写杂文、小说和评介的作家。两个培安都有值得讨论的面向，也都可以用“读书人”这个概念来说明。
说培安是读书人，不只是字面上的意思（denotation），意即培安是个受过相当程度的正规教育的人，更是意在言外的意涵（connotation），而这个意涵或许是有其时代性与文化性的。
以时代性而言，小时候的记忆（说的是1970年代），长辈若说某人是个读书人，尤其是以我们的家乡话潮州话来说时，意在言外的意涵，大概是说这是个待人处世有原则、有风骨、有义气的人，是个不贪图名利、不阿谀奉承、不畏惧强权的人。
从文化性来说，长大后读到《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才发现古训的精神，果然点点滴滴、涓涓细流到民间的智慧，在没有太多字面上的读书人的家族中成长，也可以领略意涵上的读书人的意义。
虽然我在新加坡读中学、高中的文青年代已经久仰培安的大名，但和培安有所接触，还是在台湾念完大学以后，回到新加坡的90年代初。1990年和几个文友合办了《风见鸡杂志》，需要一个出版单位；合伙人当中的陈英豪，其父执辈与培安曾有过从，于是英豪便拜访拥有“草根书室”出版名号的培安，而培安也很爽快地答应了。
用这个例子说明意涵意义的读书人，因为培安让我们借用他的出版名号，只是因为一层旧识晚辈的关系，而他并不认识其他五个合伙人；此外，让他人使用出版名号其实是可能有风险的，但培安由始至终不曾过问杂志内容，更主动借出当时还算罕见的手提式中文打字机，方便我们编辑作业。这些看起来似乎都是小事，但我当时是深深感佩且至今仍铭记在心的。
类似的事情，后来又一再发生。1996至1997年，几个文友和我一起筹划出版个人文集，又向培安商借出版名号，于是有了柯思仁的《梦树观星》、非心的《习惯忧愁》、拙作《无座标岛屿纪事》（这三本都请刘培芳写序），以及黄凯德的《修订版》。培安协助与提携后进的作风持续不断，2004年青年书局委托培安主编文学丛书，除了出版柯思仁的《刺客．乩童．按摩女郎》、拙作《威治菲尔德书简》和黄凯德的《代志》外，另有四本新锐作者的文集。
于我而言，光就同仁杂志与个人文集的出版，在那前后15年间，培安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培安2021年1月过世时，香港作家许迪锵在社交媒体上贴了培安给他的信；原来培安在1992年5月21日手写的信件中，曾经这样说明他与《风见鸡杂志》的因缘：
信上提起的《风见鸡》，我是出版人。但编务与财政则由几个热心文艺的年青人处理，出版两期便停了。《风见鸡》停后，我才开始办《接触》。这些年轻人目前都有一份安定的工作，可能会重办《风见鸡》。
我一直认为，培安于1990年代初，以一人之力创办及编辑的《接触》，是一本非常重要且值得研究的杂志；但我从来没有把《风见鸡杂志》和《接触》的出版时间点联系起来。从他给许迪锵的信中，无从判断《风见鸡杂志》的出版与短命的停刊，是否激励他创办《接触》；倒是许迪锵的贴文，说《风见鸡杂志》只出了两期便要停刊，“培安于是办《接触》，大概是要延续文学创作的命脉”。《风见鸡杂志》后来并未如培安信末所言而重办，但培安于1991-1992年出版的《接触》，以及1995年重启的书店“草根书室”，正可以说明他对新加坡华文文化圈的另一层意义与贡献。
2.阅读人英培安
没有机会接触原版《接触》杂志的读者，可以参考2023年1月甫出版的《写作与阅读——英培安文论集》（刘碧娟主编，城市书房出版）。此文集收录了培安于1990年代初，在《联合早报》副刊《文艺城》及为《接触》杂志撰写的一系列评介文章，包括《懂一点接受美学》《懂一点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懂一点女性主义》，都是当时非常难得一见的，文学性与思想性兼具的文字。通过文集收录的另一些文章，也可一窥培安的阅读兴趣，如《知识分子论》作者萨伊德（Edward Said），还有培安那一代人成长时期大概避免不了的弗洛姆（Erich Fromm）——2012年应《联合早报》之邀写“影响我最深的一本书”，培安即点名弗洛姆1956年的《爱的艺术》。
之所以对培安的“懂一点”系列文章如此有感，因为当时刚从台湾留学回来的我，在新加坡几乎找不到可以对话的对象，感到无比的寂寞。在台湾的那几年正值解严前后出版界的战国时代，透过复刊的《文星》，刚创刊的《当代》，还有《电影欣赏》等杂志，我得以大量吸收各种思潮的引介，如《当代》创刊号专题制作的福柯（Michel Foucault；《写作与阅读》一书也收录了一篇培安简介福柯《性史》的文字）；乃至毕业后的1990年代初，身在新加坡的我仍持续阅读台湾期刊书籍，如更激进的杂志《岛屿边缘》，其创刊号专辑制作主题为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培安的经历虽然与我不同，但这些思潮他都知道，都有所涉猎，因为他是个真正的读书人。
这里我要带入读书人的第三层意思，即是一个具有强烈求知欲，终其一生都阅读不间断的人。我在台湾唾手可得的知识，在当时新加坡华文文化圈的出版品当中，只有在《接触》杂志出现后才找到共鸣。记得一回在落成不久的电力站的咖啡馆，阅读一本中译的关于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入门书，碰到只谙英文的友人，很开心地聊了一阵巴特。但能够和我用中文共享阅读巴特《恋人絮语》乐趣的，印象中只有培安一人；他在1997年于香港出版的《阅读旅程》一书中，有一篇将《恋人絮语》与《红楼梦》对读并读的文章，简直是神来之笔。新加坡有不少写作人，但知识人却是匮乏的，至少我当时的经验是如此。
在这样的土壤上，培安成为异数，因为他求知若渴，不固步自封，谈起新知识、新发现时总是眉飞色舞，七情上面。1995年培安在桥北中心重开草根书室，售卖的书籍大概可分三类：一是反映培安念中文系背景的文史哲典籍，一是他身为创作者所喜好的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一是具思想性的人文与社会科学论著，另外加上各类中文期刊杂志。开始几年我有事没事总会到书局去，培安也一定热情推介他心水的作家及作品，但书局总是冷冷清清的。有朋友观察到，新加坡最应该看中文书的三个族群——新闻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写作者——恰恰是最不事阅读的族群；从草根书室的有限客源来看，这个观察或许不无道理。
在草根书室聊天，培安也会分享一些趣事或荒谬事。如一回从台湾订购的书被卡在海关，事缘一本叫做《心体与性体》的书名引起了关注，殊不知是新儒家大师牟宗三的大作，都怪“性”字惹祸，又硬要与身“体”媾和；我于是报以在台湾念书时听说的轶事：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因名字与马克思（Karl Marx）的一个字母之差，著作曾惨遭禁止。这样的黑色幽默，或许也只有和有关当局打过交道的培安能懂吧。
3.广东人英培安
每回到草根书室，总是很自然地用广东话和培安打招呼并寒暄一轮，聊开后才转台为华语。培安是广东新会人，也曾在香港逗留过一段时间；我虽然是潮州人，但自小即谙广东话；和培安说广东话感觉非常亲切，我们说正事才用华语，广东话仿佛是情感的连结，有一种说不出的同胞情谊。
我从未深究培安对广东话的感情，直到读到他2015年的长篇小说《戏服》里的大量粤语对白，又通过视频看到他在几个场合上清唱粤曲。《写作与阅读》一书收录了培安于2019年11月9日在新加坡作家节座谈会上的发言；文集把此发言命名为《新华文学的书写与方言》，可以提供一些线索。
我是首次阅读此篇，有几点颇有感触。一个关涉培安1979年的短篇小说《寄错的邮件》；原来前香港大学英文系系主任谭国根，于1990年代初将之翻译成英文后，见到培安时即说培安一定是广东人，因为“寄错”是粤语，不是规范的中文书面语。但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觉察到这一点，是因为长期在多语混杂的新加坡生活的我们，惯于混用华语和（所谓）方言而无法或无从分辨；还是我们也接受“寄错”为“华文”（如同样是粤语的“的士”，甚至源自马来语的“巴剎”）；又抑或是我们对“标准中文书面语”的语感不足？反正，“寄错”似乎是没错的，不像生活中的另一个例子：每次到桥北中心的草根书室时，乘第一道手扶电梯抵达二楼，就会看到一个含有大箭头的告示牌“To Toilet 去厕所”，之后有人用笔划过“去”字，在其旁写上“往”字；这里的“去”，绝对是错的。
《新华文学的书写与方言》文中另一个触动我的例子，是培安提到有从中国移居新加坡的作家，读不懂培安2019年长篇小说《黄昏的颜色》里，“七情上面”一词的意思。这里我必须承认自己广东话的不到家，我是因为过去几年在香港生活，才首度接触到这个广东话用词（意谓各种情绪都写在脸上）；不知道读者有没有发现，我故意在上文悄然无声地用了这个词，以及另一个广东词“心水”（喜爱）。不论是有意或无意的使用，培安的作品当中，应该不难发现粤语的痕迹；也难得培安保留了这些痕迹，不让文字一片苍白。2022年岁末在城市书房购得《写作与阅读》一书，和一位从香港移居新加坡的文友谈到这一点，他说新加坡对语言有洁癖，我大笑，何止于对语言有洁癖呢。
老爱和培安说粤语，大概也源于我们的成长背景吧，虽然我的年纪和他差了18岁。我自小在家里说潮州话，和隔壁的邻居说广东话，和再隔壁的邻居说福建话，都是极其自然的事。读到培安斩钉截铁的发言：“把华语当华人的母语是错的”，他的读书人的风骨，他的大义凛然，他义正辞严的神态仿佛就在眼前。以读书人的概念来纪念培安往生两周年，是我对他可能致上的最大也最深的敬意。
（按：英培安《写作与阅读——英培安文论集》的新书发布会，将于2023年1月14日下午3点，在国家图书馆16楼举行。）
（作者为本地作家，现居香港）
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