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作家、文史研究者
作者提供照片
因着一心好奇，我找到了书箧的来时路，那是古典书味飘香南洋的万水千山历程，最终还是湮没在时间的尘雾里。
夜未央，掩卷小憩。无意间，书桌底下的一个小箱箧抓住了我的目光。我把它搬上桌面，沉思，它的来处。这老大年华，记忆零碎得像掉地的米碎，与沙土混淆，戏弄了目茫茫的老翁我一回——闭目左思右想，只忆起把箱箧交到我手里的，是损友潘正镭。二十有几的光景了，来龙去脉模糊不堪，于是我想花点心思给箱子还原一个说法。
木箱子体型状似六七十年前的老式收音机，左右长44厘米，上下高26厘米，前后深22厘米。箱子以木板制作，色偏深褐。箱箧正面刻写若干汉字，上金漆，高雅的书卷味不因破旧蒙尘而彻底流失。
箱子残破了，修补者只固定它的形状，我得手时已无法打开使用，只能收着。不想20来年后，我把它端上桌时，一根小横木脱落了，我轻轻掰开，但见内里分隔上下两层，书本入箱平躺着，不必长久竖立而腰酸背疼，那是书本的小确幸。
诗人“指路”
当夜，我给损友送去手机短信，期盼他能掷下若干线索，让我了解箱子的前世今生。诗人回说，1990年代他还在报馆为稻粱谋，某日餐后漫步芽笼路旁的“五脚基”，发现回教堂隔邻一间几乎搬空的铺子，已不见招牌，店内零零落落，无柜无架，地上的杂物中，有两个破落的小箱子。他说不上来店铺的性质，但箱子外表刻着几个字撩起他的好奇心，便入内询问箱子里装的是啥？店家回说本来用于装书。他试探店家可有意售卖？店家点头，银两随意便是。于是损友捧着两个破箱子，找了开厂的挚友协助修补之后，馈赠一个予我。潘兄为我提供的有限信息，牵引我朝向文物店或文化用品店的思路，启动了一次自我的文化学习。
数日后，我到小坡书城找书业老行尊杨善才前辈解惑。单刀直入问他知否芽笼路曾有过一间文化店或古董店？他皱眉沉思，良久，倏地忆起，芽笼路有一间书店，大名“中国文物馆”。他忆述，当时他每天乘坐樟宜勿洛巴士二路公车从实乞纳（Siglap）的住家往大坡世界书局上班，经过这间书店，他也拜访过这间书店，里头设有桌椅供读者使用。
寻访名不像书店的书店
“中国文物馆”，横观竖看都不像书店的名字。我孤陋寡闻，不知晓这小岛有过这号书店，回家翻查2014年大众控股有限公司出版的《诗书滋味长》，书里的《新加坡书店名录》记录着“中国文物馆”位于芽笼路587号 。
去年12月12日，我上网搜索，芽笼路587号是阿比丁印度穆斯林餐馆（Abedin Restaurant ），它就在芽笼30巷与芽笼路交界马路对面。587号左侧两间，是已有102年历史的Masjid Khadijah清真寺（583号），目前仍伫立原地。走出网络，我心里不踏实，隔天下午便到芽笼实地查看，在往市区方向芽笼路右侧29巷口附近的Masjid Khadijah伊斯兰教堂隔邻，一组三间店铺的中间单位是587号，正在装修，这意味着网上的资料已过时，印度餐馆已歇业，也许翻新之后它继续营业也未可知。
接下来的日子，我询问过不少老华校是否听闻过中国文物馆，而知者凤毛麟角。想想它位于书店极少的芽笼路，与当年华文书店密集的大坡和小坡颇有距离，因此知者不多。当年最靠近它的中学是先后使用过同个校园，位于基里玛路（Guillemard Road）的南侨女中和中正分校，我问过相熟的老南侨，她说当年放学回家都在回教堂对面的车站候车，没留意到有书店。另一所较靠近芽笼的学府，是月眠路（Goodman Road）的中正总校。不知当年这几所学校的师生，对它可有浮光掠影的印象？
某日，老报人郑文辉寄赠他刚出炉的新书，我通过手机短信致谢，顺道问他中国文物馆，他回说先后创办《新力报》与《国际时报》的陈伯萍于1970年代邀他去过一回，书店老板还送他张礼千的《马六甲史话》。他印象中那书店就是一间普通铺子的面积，门面是住家格局，铺子面向马路的那一面，中间是门，左右有两扇窗，比较不容易引人注意。店里售卖的书册多摆在玻璃柜子里，以商务印书馆早期出版的文言文书籍为主。书店的布置相当随意，除了书本，还售卖陶瓷古董与字画。老板是传统文化人，那次他们到访，书店老板即刻沏茶待客，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传统文人的做派。
我估计，中国文物馆或成立于二战结束后。那段时间，中国爆发国共内战，不少文化人下南洋，时值此地华校风华正茂，中文古籍与书画尚有市场。数年后（1949年）中国政权更迭，一些国民政府散伙的官员到了新马，多在学校、报社、出版行业等文教领域落脚。例如：上世纪50年代担任南洋商报资料室主任的赵世询；马六甲培风中学副校长程家骅；定居吉隆坡的南京国民政府驻怡保领事马天英；南洋商报主笔仝道章及其夫人马琳（马天英之女，笔名艾骊）也落户新加坡，活跃于文化界。当时本地的中小学老师，来自中国者众，他们的古文根底不薄，对书画艺术也有认识，因此古籍书品有一定的市场。
抛砖引玉
个把月前，我向杨老出示从中国文物馆买下的小书箧照片，杨老灵光一闪，随即从他的书室里端出一个小巧木盒，左右长约六吋，上下高四吋，盒面有五个烫金汉字：词学小丛书。打开盒子，里头分隔两层，装着11本小书。这套装在精致木盒里的《词学小丛书》，于民国23年（1934年）由胡云翼、谢秋萍、罗芳洲编辑，上海河南路的亚细亚书局出版，内容包括：李清照、李后主、辛弃疾、纳兰性德、吴藻的个人词选，加上宋词选、清代词选、女性词选、唐五代词选、宋名家词选及词学研究，合计11册，每套售价2元8角。
杨老收藏的小木盒丛书，与我手中的箱箧显然是同个文化产物。我手上的箱箧正面从右到左横写着“九通全书”四字，下头有小字体，上书“下函”二字，其中的“函”字，以篆体书写。
查了资料，《九通全书》共14册，是中国古代记述典章制度的书籍，广泛收集了政经与文化制度的材料。这类书籍统称“政书”，政书的书名一般有个“通”字，比如宋史把《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合称“三通”。到了清代，把这三通称为“前三通”，加上后来的“续三通”和“清三通”，合称“九通”。清朝光绪年间，浙江书局出版过《九通》刊本。
至于“下函”，究竟何所指？《古汉语词典》的注解，“函”，是用木盒盛装，并加以密封的套子或匣子。因此，它具有“量词”的意思。《九通全书》十余册，或分装于两个箱子里，便有了“上函”“下函”的表述。
潘兄手中的箱箧，大小与《九通全书》近似。箱箧正中从右而左横写着“东坡书髓”四字。左侧三行小字直书：匋斋尚书藏 宋拓成都西楼 书帖十卷 文明书局珂罗版精印 籀辳题。
明显地，这箱子里装的是文豪苏东坡的十卷书帖。直写的三行字，除了道出收藏者是何人，并注明其版本之外，另有两点重要信息：其一，箱箧上的书法，是由书法家籀辳所题写。籀辳，是清末民初人士周振，字俗尘，号籀辳，上海嘉定人，是当时的书画家，“工汉隶，能治印，旁知医理，卒于1954年”。其二，这些拓本书帖，由上海文明书局以珂罗版技术印刷。珂罗版（collotype），兴于19世纪的西方，是清末民初颇受欢迎的印刷术。它属于早期的影印古籍技术，也称为“玻璃版”，是一种照相平板印刷工艺。它的工序复杂，成本昂贵，但印品效果好，因此当时多用于珍贵图照、字画碑帖和稀藏文献的印制。
曾几何时，当年人们为了携带便捷而设计出的书箧，经过时间转折，已经成了历史文物。我偶然读到当代红学家冯其庸《两百年来的一次重大发现——关于曹雪芹的书箧及其他》一文，从文题便感觉到人们对曹雪芹使用过的书箧被发现的惊喜。这一对木制的书箧，比我所见的大许多，它左右宽70厘米，上下高约51厘米，前后深约23厘米。书箧的拥有者是一名工人，据说他的祖上是曹雪芹的挚友。
纸香、木香与墨香糅合
因着手中的一个老旧箱箧，我在搜索资料的过程里，发现了“箱本”（或称巾箱本）一词，查阅了资料，得知巾箱原本是旧时代用来装头巾的小箧子，后来它的功能扩大，人们把可装进巾箱以便携带的小开本图书称为“巾箱本”。其后，又把这种版本的书册置于箱箧里出售，成了百年前图书出版路程中一道高雅别致的风景。把书册装在古色古香的精致匣子里出售，纸香、木香与墨香糅合，升华了书籍的品味，搓出精神文化的浮动暗香。因着一心好奇，我找到了书箧的来时路，那是古典书味飘香南洋的万水千山历程，最终还是湮没在时间的尘雾里。
（本文小标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