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社长
杨先生是个善于讲故事的人。但是一个有深度的说故事的人，首先需要有故事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上天给人一些特殊的经历，包括荣耀和磨难，但需要那个人在自己的经历中观察、思考、积累。
杨先生让我今天发言，所以我就说两句，不一定跟《凝思》第一集的内容直接相关。
我1994年加入《联合早报》，不过真正采访政治新闻，是从1995年开始。为了今天的场合，我特地翻找了当年入行不久写杨先生的新闻。当时国会对各部门开支进行辩论，杨先生是新闻及艺术部长。
将近30年过去，社会改变很大，大家可能忘了30年前的氛围，或者新加入这个社会的朋友也不知道当时的气氛。那时新加坡对于开放的概念，跟今天不一样，并且，新加坡既要开放，又非常担忧。我记得一个公民社会组织办过一场研讨会，探讨新加坡政府的开放，是不是要开不要放。
把窗户打开
而国会里，与开放相关的问题，好些都是问负责意识形态的新闻及艺术部长。28年前，我作为记者做了这样的记录：
“他（杨荣文）说，当我们的经济走向区域化，机场和海港都要争取世界第一，资讯服务要快捷与方便，我们所采取的种种措施，是从经济及基本建设的角度出发，目的是让新加坡维持中心的地位。新加坡的愿望，是让世界各地，不管是欧美或者日本人，来到新加坡时都能够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有很多忧虑。这就像中国人比喻的，窗子一打开，苍蝇就会飞进来，我们在开放中，要面对受到外来影响的问题。杨准将指出，外来的影响、年轻人的行为举止、男女之间的关系、长辈与小辈的关系、师生的关系、政府与人民的关系，都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我们担心在开放中，会失去自我的意识，失去新加坡人的独特性。”
不过，他告诉国会，我们不需要在两者之间选择其一，这种压力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不管是政府、国会议员、教师、祖父、父亲，还是社区领袖，都不能幸免。
杨荣文准将说：“新加坡的跨步区域，从某个层次上看，是一个经济挑战，但是从一个更深的层次上看，到底在开放中，我们还能不能坚持保留新加坡人的特色，是一个文化上的挑战。”
他并不认为我们要因为担心面对这些问题，而把窗户关起来。他说：‘我们要的，是在把窗户打开的同时，也防止苍蝇飞进来。’”
当时我跟美术员沟通，请他们画了一幅杨先生站在窗前扫苍蝇的漫画。我不知道杨先生在国会里，有没有说服其他议员，但是对坐在记者席里年轻的我来说，这位部长言论还是比较清新的，开明而有原则。我那时刚刚大学毕业不久。
保留晚晴园
后来我的老总林任君带着我和比我资深的文化记者霍月伟，一起跟杨先生做了一个半小时的专访。也就是那个场合，他谈到保留晚晴园的必要。我想，如果不了解历史，一座建筑就是一座建筑，你可以去谈它的地价，能够为国库带来多少收入，或者它怎么阻挡了其他规划和发展。但是有些钱可能可以从别的地方赚回来，有些建筑摧毁了，价值就永远失去了。
当时我们的对话是这样的。杨先生说：“孙中山来新加坡至少有7次。如果秦始皇来过新加坡，我相信我们会说，那确实是不小的一件事，对吗？
“那么，孙中山来过，在这里交朋友，也在这里筹款，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抹煞在新加坡的祖先们，在这个反过来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上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的祖先并不只帮助了这次革命，而是帮助改变了占了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的思想，因此也改变了整个世界。
“到了2011年，全世界都会纪念辛亥革命，而新加坡也会有纪念活动。但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和那个日子相关对等的东西，对不对？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失去晚晴园，因为它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时，我看到晚晴园，感触特别深刻。我们不能想象，如果没有历史视野，辛亥革命百年，与我们的距离会多远。
文化与传统
他侃侃而谈时，我们作为记者，有我们的观察。当时我还问他：
“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对历史的认识只是停留在一个表面的程度，很多人都说，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缺乏历史感。您可不可以谈谈您的看法。”
他是这么说的：
“这种对年轻人缺乏历史感的不满情绪本身，就是一个好征兆。我经常都听见新加坡人这么说。这是一个正面的要素。我看到一种复兴。现在如果你到书店里去，会看到很多关于中国文化及中国历史的书。这都成了有利可图的生意，市场存在。
“我在年轻人身上看到希望。我曾经在国会上提过到南洋理工大学观赏音乐剧的一个经验。学生的演出内容与抗日时期的民族主义有关。我没有想过他们会对那段历史有那么深刻的感触，以致他们愿意花这么多心思来创作、制作、排练、筹款，到最后演出。按一般的情况，除非有所感触，否则你不会愿意那么费心。而他们给了我一个惊喜。就像我在国会里形容的，你以为盆栽已经死了，但是有一天却意外地发现新的叶子长了出来。那是不会那么容易就消亡的，如果是这么容易消亡，这个文化怎么可能持续了这么久？它并不脆弱。当然，我们经常担忧孩子们没有好好受教，怕他们会失去文化及传统。我们每天担忧，互相提醒，但是从哲学的意义上说，我们的文化并不脆弱。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我们应该就此松懈下来，不闻不问。而是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文化并不脆弱。”
我们问：但是对于历史，学校里教得不多。
他答：“把历史包括在学校课程里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且并不是最重要的方面。我知道很多新加坡人虽然在中学、高中，甚至大学里修读历史，但是在考完试、毕了业后，他们都想不起自己在学校里念过什么。因此学校课程里教的并非必要，也不足够。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文化与传统，这一切都在文化与传统中。我们经历过这么一个阶段：为了提升生活的物质条件，不优先处理与照顾这些问题。不过这并不等于文化与传统就已经消亡了。它只是隐藏得更深了。这些最后都会再出现。
“很多人通过文化与传统来记得历史。对那些连中国朝代的次序都说不清的学生，我觉得很可惜。他们应该通过诗歌或者其他途径懂得这些。一些关键的、主要的东西，是应该存在于文化本身当中，由母亲向孩子口授。因此那些对台湾或香港人，或者新加坡50年代以前的人自然而然熟知的东西，是应该恢复的。我的意思不是要让每个人都成为学者，而是让他们有所认识，帮助他们寻找自己，为自己的文化定义。”
我们问：“您认为我们能怎样恢复这些？”
他答：通过母亲的传授。
我们再问：问题是，现在连母亲们都不清楚历史。
他回答：“不，我认为一切正在恢复当中。我看到书店里好些书本，如一些由台湾、香港出版的关于梁山泊或者三国，或者杨贵妃故事的中英文书本、连环图。大家又再对这些发生兴趣了，这些东西隐藏得很深。现在也有很多人去中国旅行，实地参观那些景观。我并不着急，因为这个文化是很丰富的。虽然去参观一些庙宇后，你不一定会学到很多，甚至在参观了很多庙宇后，会感觉很混乱，但是有些东西是会留存下来的。”
看待文化 需要时间
老实说，我当时觉得这位杨部长有一种无可救药的乐观。他看到的和我们看到的好像很不一样。不过，我们从事的工作需要这样的乐观，才能去推动它，推着推着，相信它能动。
而动和不动，也是需要时间的。你越不推，就越不动。没有视野的乱推，可能也不会动，或者就乱动了。30年后，我们回头去看，才看得到端倪。我们因为生活在当下，对于每天看到的现象，有所触动，心里会着急。但是在看待文化的时候，真的需要时间。
杨先生是个善于讲故事的人。但是一个有深度的说故事的人，首先需要有故事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上天给人一些特殊的经历，包括荣耀和磨难，但需要那个人在自己的经历中观察、思考、积累。杨先生的书，其实是这些观察、思考、积累的成品。“时间”这个东西在他的作品中是隐性的，他表达的观点，他自己的经历，都需要时间积淀成历史。在阅读时，不要从“揭秘”的角度去看，期待他揭露某些秘密。我经常都会从他的叙述中，去思索那些事件发生的时间点和场景。那样有一份旅行的感觉，而我们都在同一段时光旅程中行走。
（本文是作者于2月24日《杨荣文：凝思集》第一辑华译本发布会上的讲稿。小标为编者所加）
在阅读时，不要从“揭秘”的角度去看，期待他揭露某些秘密。我经常都会从他的叙述中，去思索那些事件发生的时间点和场景。那样有一份旅行的感觉，而我们都在同一段时光旅程中行走。
——李慧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