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劝告潘佩珠写出这些苦难。

这是1905年的横滨，他们都客居此地。一位来自中国，一位来自越南。他们无法对话，却可以用笔谈沟通。他们都成长于一个儒家文化传统，目睹着这套文化与政治系统的迅速崩溃。中国沦为了被瓜分之国，而越南早已是法国人的殖民地。日后的潘佩珠被称作越南的“建国之父”，不过，他生前似乎不过是个不断失败的逃亡者。

是战胜俄国的新闻，将这位越南人吸引到日本。彼时的日本像是一块磁石，令所有的被西方侵犯与侮辱的落后地区倍感鼓舞——黄种人战胜了白种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代表了一种崭新的发展模式。而在日本国内，一股泛亚主义思潮正在兴起，一些日本的政治人物与知识分子发现，他们以新强国的面目出现，西方却并未准备接纳它。无法打破种族的鸿沟，他们开始鼓吹亚洲的内部联盟。这注定也是不平等的联盟，倘若门罗主义宣称“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日本人期望“亚洲是日本的亚洲”。也造就了意外的联结网络，东京与横滨成为了各种异端的聚集地，他们在此思考、争辩、结社，试图寻找到一条拯救各自国家的新道路。日本既是他们通向新世界的窗口，又给他们提供了暂时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