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今天全世界的作家、论家和读者，都无异议地认定无论何种语言的何文学，无论起脚于古早的何时候，至往十九世纪文学的珠穆朗玛是耸立起来了。不用“杰出、伟大”的字样去谈论十九世纪之写作，都无法表述人们对十九世纪作家与作品的敬与爱。远行走遍全世界，凡作家、读者、论人开口讲说文学时，几乎人人都对十九世纪伟大作家的经典如数家珍般。其熟悉之程度，说了如指掌都为词穷语。而说若鼻孔熟之于呼吸、唇齿熟之于舌言似乎才合适。
然而从人家的十九世纪谈到我们中文华语的十九世纪之写作，大体翻阅我们的古代文学史，以世纪为时间之标系，会发现成于十九世纪可称道的中国小说是1817年的狭邪小说《镜花缘》，公案小说《剑侠奇中奇》（成书约是1819年）和《绿牡丹》（最早存书1831年）。《品花宝鉴》出版于1837年。再之后才有那风靡中华的《儿女英雄传》（约1854年）、《三侠五义》（1871年）、《花月姻缘》（1888年）、《彭公案》（1892年）和《海上花列传》（1894年），直至初刊于1900年前的《七剑十三侠》和成书于1903—1909年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十九世纪之写作，大体才戛然收场而止笔。
而相应于世界文学的十九世纪之时序，将目光落在书架上，看见从书架上走出来的讯息是，歌德轰动整个欧洲、掀开十九世纪小说新页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竟是写于十八世纪下半叶的1774年；《亲和力》是十九世纪初的1809年。奥斯汀的《理智与情感》和《傲慢与偏见》，分别出版于十八世纪末的1795与1796年。大仲马1826年写了《当代故事集》。巴尔扎克1830年出版了《私人生活场景》和《哲理研究》小说集。雨果在1831年出版了他的世纪经典《巴黎圣母院》。狄更斯在1837年，出版了他的首部长篇《匹克威克外传》。夏洛蒂和艾米莉姐妹在1847年，同时分别出版了《简·爱》和《呼啸山庄》。而俄国文学在小说创作中，1830年，普希金完成了他的《别尔金小说集》，之后是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1839—1840），果戈里的《死魂灵》（1842年），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1852年）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1863—1869）等。一若十九世纪文学之钟的惊天震响到这儿，伟大写作的世纪峰巅陡然耸立了，之后那些伟大到从小说中落掉一个细节、一个人物，都能把文学的土地砸出一个天坑的十九世纪小说家和小说之经典，星群闪灼、熠熠辉光，每每出现一个作家或一部经典小说后，随之而来的光辉就照得读者睁不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