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新加坡潮商创建端蒙学堂，时任中国清朝领事孙士鼎和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汪大燮，分别以“端蒙学堂”和“果行育德”墨宝相赠，凸显清朝政府对海外华人办新式教育的重视。
创校先贤之一的陈云秋支持康有为和梁启超，回到中国家乡推动维新立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槟城海战”德国击沉俄罗斯和法国战舰。商人见战争近在眉睫，纷纷捐款援英抗德，不过并没有影响办学使命。
一战结束后，政府审核教育政策，于1920年10月实施殖民地学校注册条例。端蒙采纳英校模式，但除了英文，其他科目皆以华文授课。
这个年代胶价惨跌，紧接着美国经济大萧条影响全球，许多华商受到波及。正当市场恢复常态，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许多资金用来支援中国。时任端蒙校长林国璋鼓励同学卖纸花筹款，不过不允许在校内支持抗日活动。
1941年12月8日天尚未亮，日军空袭新加坡，端蒙校舍被部分炸毁。教育局紧急通令各校提前放假，两个多月后新加坡沦陷。
日本军政府令继续办学
日军占领新加坡，端蒙董事陈秋槎（潮州八邑会馆发起人之一）和教师陈基实被检证罹难。林国璋带着一家六口，从距离学校百步之遥的莫罕默苏丹路住家，逃到后港种植园避难。
日据初期，军人居住在各所学校里。沦陷约两个月后，社会秩序大致恢复，军政府告诉居民， “英国甚至美国不可能回到这个地区，未来没有丝毫使用英文的机会”，将英校大门锁上。4月份，30所马来和淡米尔学校重开，让年龄介于6至14岁的学童回返校园。
军政府下令21所华文小学于4月中旬复课，包括市区的端蒙、公教、维多利亚（易名惹兰勿刹男校）和另外12所小学，以及包括碧山亭学校在内的六所乡村学校。中学复课遥遥无期。
当局采用“渐进式模式”，沦陷首年的教学媒介以华文为主，英文则以日文取代。翌年改以日文为主，华文为副，教师被令集中受训，学习日文和接受体能训练，下午回到学校教书。第三年废除华文，完全以日文教学。大家必须听电台广播做体操，唱日本国歌《君之代》，朝东北作“宫廷遥拜”。
许多家长抗拒日治，干脆不让孩子上课，很多适龄学生都失学了。
学日语可获奖赏
占领新加坡一个星期后，日本军政府通过多个管道号召居民学习日语，例如《昭南日报》和昭南广播电台推出日语课程；当局于“日语周”主办日文作文比赛、演讲和辩论比赛等，学好日语的人士能获得奖赏。此外，军政府为了应付劳动力需求，命令年轻人就业，否则将被抓去强制劳役。
军政府亦设立工艺学校和海员训练学校，让14至18岁的适龄中学生上速成班，结业后派到军队或工厂工作。由于新马缺乏医生，昭南医科大学（爱德华七世医学院）重召辍学的本科生回校，受训后前往兴建中的泰缅铁路从医。
日本投降后，端蒙于10月1日校庆日复课。位于民多路（惹兰苏丹路一带）的分校于日据时期改为民房，光复一年后才重开。随着1949年中国政权易手，学校逐步淘汰中国课本，改用新加坡出版社编撰的教科书。
校长以商养文
林国璋的女儿林楚人回忆道：父亲跟老师同学亦师亦友，经常一同活动郊游，典型穿着是时尚的浅色西装和深色领带。父亲对自己的孩子十分严格，做错事一律罚跪在蚶壳上。
林国璋带领学校度过提心吊胆的昭南岁月，又必须应付战后大批学生回流，经费不足下让学校重新走上轨道，过程艰难重重。殖民地政府于1946年提议，翌年落实的“新加坡十年教育计划”，端蒙获得政府部分津贴，多少舒缓百业待兴的压力。
二战前杨伟群在端蒙读小学，中正中学毕业后，于1949年初回端蒙执教。杨伟群对比战前学校经费不足时，教师自动减薪两成；战后物价高涨，教师入不敷出，推举他这名新教员向董事部正总理杨缵文（杨伟群的父亲）提议加薪，最终学校让老师兼教夜学，赚取多些入息。
学校无法支付林国璋全额薪金，规劝他以商养文，买下天源永梅汤公司，用黑梅和桂花糖冲泡装瓶，交给咖啡店分销。当时连有相当实力的潮商都面对学校资金的困境，遍布全岛的乡村学校可想而知。
林楚人说，1949年正值壮年的父亲在职期间患癌去世，一家的生计全靠梅汤维持。杨缵文当时郑重地穿上长袍马褂，跪在林国璋的灵前嚎哭，为端蒙的二战办学画上句点。
*文章改写自2023年8月《联合早报》二战艰辛岁月的教学办学一文
其他内容：
千帆过尽才发现，壮龄正美丽。关注壮龄go! 特制内容，加入壮龄go! 社群，一起过好人生下半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