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还在南洋群岛采集、考察的华莱士，主动写信给远在伦敦的达尔文。因为刚在一年前，他写成论文《论支配新物种引入的法则》，虽然还未触及演化机制，却已明确阐释了物种可变的观点。作为一个基督教徒，原来他相信特创论和物种不变论，却在长期对上万种生物的观察、比对、鉴别与思考后，认识到物种是进化的，可变的。而这显然是对当时社会主流认知的冲撞和挑战，他心里不免忐忑，希望聆听权威专家的意见。这一年华莱士33岁，为能向比他年长14岁的英国学术菁英请益深感荣幸。
两年后的1858年，华莱士更把他病中写下的那篇论文《论变种极大地偏离原始类型的倾向》寄给了达尔文。达尔文阅读后，对照手上尚未完成的《物种起源》，大受震撼，在给朋友地质学家赖尔的信中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令人惊奇的巧合……”两大自然科学家在不同时空中，以各自的方式，同时发现了物种演变、进化的奥秘。当年他们以联合论文的形式，在伦敦林奈学会的年会中宣读，成为自然科学史上的佳话。它恍如长夜里的一记晨钟，唤醒了人类对生命本质的认识。
可是，此后多年，谈起进化论，人们往往只知达尔文，不知华莱士！达尔文几乎成了进化论的面孔，而华莱士却一贯的面目模糊！作为以求真为核心的自然科学，为什么也会出现如此的认知偏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