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新加坡出现一股移民潮，华族人口从1901年的16万4000人，急速增长到1921年的31万7000人。
继新加坡铁路（克兰芝—登路—丹戎巴葛）之后，丹戎巴葛和如切之间也有铁路穿行，1926年提升为无轨电车，往返丹戎巴葛、桥南路、克罗士街上段、新桥路、禧街、维多利亚、加冷、芽笼路和芽笼士乃。
便利的交通吸引新移民到市区外围开拓新家园，周如切也将种植园开辟为住宅区，如切因此繁华起来，教育需求也日益殷切。
加东区早期学校
周如切生于中国，曾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参加中国政治改革。辛亥革命成功后，华人重视教育，他对振东学校、中南学校、星洲幼稚园都有捐献。1920年，他联合同盟会王金链、陈延谦和吴海涂，以及周壬鑫和陈敬贤等倡议建设学校，开启了加东的办学历史。
加东振群学校是所平民学校，为贫苦无力求学之青年而设。这是一所海南人学校，按推算1921年已经存在，1929年迁到小坡二马路。
育才学校是加东区早期学校之一，在1923年前已经存在。学校在1926年改组后迁往如切路，学生从70多名激增到150多名。由于校舍过于拥挤，校长许俊痴和校董商议，后来搬到如切观音堂旁边的76号洋楼。
早期的学校还有加东女学校，最初校址在芽笼警察局后面，1924年搬到如切路。这所加东女学校和后来的加东女校毫无关联。
担任泰戈尔的翻译
浚源学校成立于1924年，原是新加坡长老会所创办，因为有经济困难，邀请林青山设法筹办，学校在1927年4月1日脱离教会，由方怀南出任校长。
方怀南又名方书邦，来自中国潮州普宁，是《南洋商报》1923年9月6日创刊时的首任总编辑，因党派意识浓烈，殖民地政府下令《南洋商报》于同年10月29日停刊；1924年2月1日复刊。
方怀南精通双语，和印度诗人泰戈尔有一段交汇。1927年7月，泰戈尔到访新加坡，华人社团齐聚中华电影院（即东方影院）为他主办欢迎会。他在会上以英语发表演说，方怀南现场译为华语。
浚源学校也是建国总理李光耀的母校，《李光耀回忆录》中提及，外祖母要他学习华文，送他到如切台（Joo Chiat Terrace）浚源学校。这是两层楼木板结构建筑，约有10间教室，每班35至40名学生。学校后来搬到坤成路，据1935年出版的《侨民学校调查录》，学生有427名。长老会后来接管学校，委任林明诸和陈令典牧师负责校务。
如切区有大量海南居民
新移民不断迁入，区内对教育的需求不断增加。如切台公立星东学校成立于1930年，1932年因扩充校舍而租用隔邻房产，周清廉和海南籍同盟会成员陈开国在1934年受邀为学校名誉董事。
周如切后人在博文中提到，周如切和中国发妻林香娘在1915年举家南来新加坡。作为周如切的长子，周清廉对资助华校义不容辞。
立达学校在1933年成立，校舍原在东海岸路189号，而后在1936年搬迁到东海岸213号。立达是民办学校，经济来源依赖学生学费，收支不敷则由校董捐款补足。
如切区内有大量海南居民，有鉴于此，周子干、郭荣、陈昌学、黄互桓、胡涛、蔡思酡、潘望等人于1936年创立星华公立学校，租用如切路416号作为校址。由于学生不断增加，学校相继租用404号和373号作为分校，再后来搬到海格路209号 。
阮星池祖籍广东新会，祖父是清朝太医，他持有中国和葡萄牙的行医执照，1937年来新加坡长泰街开设医馆。因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更多人南来避难而失学，他决定和南天酒店经理巫志南成立星岛公学。
学校位于如切路65号，在1939年1月14日开学。开学不久，学生从80多名激增到130名，原有校址不敷应用，故租用罗弄101樟宜路60号的一栋洋楼，4月搬迁到新址。1941年7月底，学校召开董事会议，学生人数已有200多人，因此增设下午班。不久日军开始轰炸新加坡，学校在二战爆发后停课。
殖民地政府重视采纳英国教育体系的学校，华人则希望后代保留华文，因而自发筹募经费创办华校。新加坡独立后，政府开发乡村为新镇，各地出现人口大迁徙，老区学校被迫关闭，如切人也各奔东西。
尽管人事已非，在一个历史大时代，如切铭刻着新客过番，在此安身立命的不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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