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洋灰封存数十年，一朝重现见天日。新加坡番禺会馆的六通石碑，背后藏着一段曲折而耐人寻味的历史。
成立于1879年的新加坡番禺会馆，由华侨领袖胡亚基（又名胡南生）创办，会所设在海山街（Upper Cross Street）。随着会员激增，胡亚基于1889年在摩士街（Mosque Street）另设副馆。
1917年，海山街被征用，新馆于1921年在新桥路（New Bridge Road）281号建起，一直延用至今。
二战期间，番禺会馆会务中断，战后才重新组织起来。1952年，会馆买下隔壁283号，兴建学堂。
嵌于墙上六通石碑
作为一栋保留完好的百年建筑，番禺会馆是历史建筑，会所内有六通珍贵石碑，被洋灰封存在墙壁内约半个世纪，直到三四十年前因偶然机遇下被发现，才得以“重见天日”。
第一组石碑“新建番禺会馆碑记”刻于1879年，刻录了创馆缘由和捐款人名单。名单第一行是“胡南生助金贰百員”，可见胡亚基大手笔捐款200元，接下来捐款从两元至50元不等。第一组石碑的第二部分破损严重，大部分刻字已难以辨认。
第二组石碑“新建番禺副馆碑记”刻于1889年，刻录了创立副馆的缘由是因为旅居同乡很多，空间供不应求。胡亚基虽已于1880年逝世，后人仍以他的名义捐助150元。其余捐款从一元至50元，捐款人比第一次多。
第三组石碑“星洲番禺再建总坟重建会馆碑记”刻于1910年，为扩建碧山亭总坟及重建会馆而筹款。名单已不见“胡南生”，捐款从五角至200元；碑文也刻记了桌椅、长台、酸枝公座椅和花瓶等捐献者的名字。
这三组石碑乃竖立式，1921年迁至新馆后才嵌在墙上，但次序有些颠倒。
封存半世纪重见天日
番禺会馆名誉顾问龙玉贞1992年加入会馆，听闻前辈忆述，才知道这六通石碑背后的故事。她说：“应该是在1980或1990年代，当时的理事长何顺结到吉隆坡交流，有人提及新加坡番禺会馆内有六通石碑，但他在会馆服务多年却没见过。”
2006年出版的《新加坡番禺会馆128周年纪念·海外恳亲大会》特刊则记载，1993年何顺结一次阅读《泛马番禺联欢特刊》（1949年初版）时，方知会馆内有石碑。
两种说法都难以考证。无论如何，何顺结出于好奇，仔细在会馆寻找，终于发现一楼后院有一堵墙摸起来粗糙不平。他于是用砂纸磨墙，果然发现“藏”有石碑。后来会馆请人将那层洋灰清除，六通石碑终于重见天日。
根据推测，这些石碑应该是在二战时，被有心人士抹上洋灰，避免会员名字和会馆资料外泄，没想到这一封就是几十年。
珍贵匾额和画像
另外，挂在番禺会馆门口的金字匾额，署名“民国十年七月，邑人胡汉民题”，也有故事。胡汉民是番禺人，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曾任广东都督等职位。匾额是他在1921年番禺新馆开幕时赠予，弥足珍贵。
会馆内还有一幅孙中山画像，署名“微笑中右画室”。“微笑画室”是1928年孙中山革命伙伴关愚先逃亡到新加坡时开设的，有人推测，画像出自关愚先的儿子关中游之手。
*此文改写自2024年7月刊登在联合早报的封存半世纪 百年石碑出墙来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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