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楼梯穿隙望过去，达夫全显出一个中国式的听差的窘急的状态——是什么力量支配了这个傲慢的文人，而至于如此低首下心呢？生命像一条孤单的电线，在狂风吹过时，嘘嘘发生。四面密布的乌云，又增加凄凉的情调。我们的朋友，处在这样的情境下，又怎能叫我不悲哀而愤怒呢。”

这段话来自王任叔的回忆。1942年至1945年间，他与郁达夫共同避难于苏门答腊。这也是危险与苦涩的生涯，他们原本想逃离被日本人占领的新加坡，却不料印度尼西亚也很快落入日军之手。他们匿名于此，希望躲过灾难，又希望作出某种反抗。

这也是郁达夫一生中最神秘、令人着迷的时光。一个不断需要不断的书写、恋情来确认自我的人，突然变成一个匿名者，他的才华无处展现，甚至连个交谈者都难觅；一个性情至真、习惯名士狂狷的人，又如何忍耐日本宪兵的命令与训斥；一个在日本求学、深受日本文化影响，并因私小说找到自己语言的作家，如今面对一个扩张、凶残的日本帝国，该怎样处理这种矛盾呢；一个不事生产的人，要参与创办酒厂，作为酒厂老板周旋于各方力量之间……他思念新加坡的恋人李小姐，又娶了一位当地华人女子为妻，他与后者生育了一男一女，却又轻蔑地称后者是Bodoh，马来语中的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