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金大厦底层，有一家不张扬的小鞋店“国忠鞋业”（Kwek Choong Shoe-Maker）。木架上摆着一双双珠光细密的娘惹鞋，墙上贴着不少店主与客户的合照，包括本地政要的亲戚。岁月把照片边角熏得微黄，而87岁的鞋匠宋国忠坐在工作台前，眼神依然十分专注。他说话中气十足，提到那些显赫顾客时摆摆手：“写出来感觉像是用他们来做宣传，不好。”说罢低头，把皮革在灯下转了转，仿佛那才是他真正愿意面对的世界。
宋国忠1939年在本地厦门街出生，7岁念的是日本书，“当时日军还没有走。”那是二战后未远的年代，街巷里混杂着方言与日语的余音。当鞋匠的父亲收入微薄，供不起孩子念书，宋国忠10岁便辍学打工，苦活累活都做过。“但我不想一辈子当苦力。”他说这话时，眉心微皱，像在对少年时的自己交代。母亲提议他跟父亲学做鞋，于是他13岁开始在父亲店里帮忙。皮革的气味，铁锤敲钉的声响，从此嵌入他的青春里。
15岁那年，经同行介绍，宋国忠到马来西亚柔佛一家鞋厂学艺。鞋厂老板是他命中的贵人，不仅收留他，还教他做马来贵族鞋，以及娘惹传统珠绣鞋。“当时我们还为柔佛皇室及高管做珠绣鞋，一双卖20元，在当年可是一笔大数目。”说起往事，他眼里闪过一点光。
三年后学成回新，他发现父亲做的凉鞋，不合他的志向，于是在本地再拜师学做鞋，博采众长。25岁那年，他在厦门街摆摊创业，一双手撑起门户，直到十多年前，才在黄金大厦落脚。
年轻人嫌繁复恐后继无人
宋国忠与鞋为伴74年，几乎每周工作六天，星期天休息。冠病疫情那两年，他被迫停工，“浑身难受”，像鱼离了水。他不轻言退休，他说只要还能做，就不想退休。“我不烟不酒，身体还行，不想待在家里。做点工，有钱花，也打发时间。”语气淡然，却带着倔强。
他说鞋子不容易做，切割皮革的功夫最重要，“要切得美美的。”他举起一把刀，刀身泛着冷光，说：“有些是铁接钢皮刀，要特地找师傅做。”刀锋落下前，他总要先在脑中想好线条——每一双鞋都要先量脚，在笔记本画款式，记下顾客脚型与要求。修剪、黏合、拼贴、缝纫，一步不能错。有时做一双鞋，要一个月。
宋国忠目前以制作娘惹鞋为主，他认为这是保存峇峇娘惹文化的一种方式。珠绣密密，针针见心，少一点耐性与技巧都不行。他收过徒弟，有的已离世，有的因耐不住寂寞而放弃。1973年收的第一批徒弟，如今只剩回忆。他的大儿子会做鞋，却已改行。年轻人嫌步骤繁多，学得慢，他只能苦笑。
他也替残障人士做鞋。曾有海外的小儿麻痹症患者找不到师傅做鞋，辗转找到他；一名在香港从事布业的斯里兰卡男子，因个子不高，特地来订做六双鞋，只为与妻子并肩时不显突兀；还有德国专业鞋匠来观摩，他只听得懂一句“good”（好），其余由儿子翻译。
听不懂太多外语的宋国忠，却懂得脚的语言——每一道弧度，都是身体的秘密。
双手打造的鞋更有价值
宋国忠是本地仅存不多的传统鞋匠，靠双手养大五名儿女。在同一个行业坚持那么多年，他说“取之社会，用之社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说这话时，他语气郑重。娘惹鞋生意虽不如往昔鼎盛，收入却足以抵消租金与开销。行业有起有落，他看得淡。
偶有人提鞋来修补，他总解释自己是做鞋的，不补鞋。有人因此不悦，他也不多辩。对他而言，做鞋是一门手艺，不是补缀。
他在70多岁时患上白内障，差点被迫退休，因为做鞋极考眼力，从量脚、做鞋模，到剪裁牛皮、穿针引线，少一分清晰都不行。他说起时，声音低了些，但很快又恢复平稳，“所幸动了手术，还能看，就继续做。”顿了顿，他不讳言，手艺造鞋，是机器永远没办法取代的，“我相信用双手打造的鞋子，更舒适、更有价值。”
店里灯光明亮，他弯着腰，推一推鼻梁上的眼镜，缝上最后一针，动作仍然细致。黄金大厦外高楼林立，机器可以批量生产鞋履，但在这小小铺子里，一双鞋仍需时间与心意慢慢成形。宋国忠抬头，轻轻把鞋放好，像把一段历史安放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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