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记中，张謇感慨，日本的全国面积与两江总督的辖区一样大。但前者经由30年实业、教育的发展，如今变为强国，中国却“昏若处瓮，瑟缩若被絷”。这并非中国人与日本人有何不同，而因为政治制度不同，“一行专制，一行宪法”。
日记写于1903年末。这一年，张謇东游日本。他考察的主题是农工、教育。他发现日本人的精细管理，“日人治国若治圃，又若点缀盆供，寸石点苔，皆有布置……知烹小鲜之精意矣”。他发现日本政府对于实业的支持，“国家以全力图之，何施不可”，而中国实业家却要面临种种干扰，“有排抑之人，有玩弄之人，有抵拒扰乱之人”。在札幌，他遇到一位山东农民许士泰，他在北海道拓殖，还受到日本政府嘉奖。他既感慨，“凡能平地赤立而发名成业者，真人才也”，又觉得这实在有赖于社会土壤，中国有很多许士泰却不得发挥，因为两边的政府，“若九天九渊之隔绝”。他感到明治的日本，“凡事有次第，未有不奏成绩者，其命脉在政府有知识，能定趣向，士大夫能担任赞成，故上下同心，以有今日”。而中国更像是“一室之中，胡越异怀，一日之中，朝暮异趣者，徒误国民有为之时日也”。
这些见闻必加剧了张謇思维的转变。这位南通人是时代的异端之一。在甲午这个不幸之年，却是他的奇迹之年。在四次会试不售之后，41岁的他拔得头筹。之后，他做出一个意外的决定，放弃仕途，投身实业。要知道，这仍是一个“状元宰相”为人生至高理想的时代，这种人生理想已延续了上千年。这千年中，只有极少人有机会实现之。张謇很有可能进入这极少人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