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新加坡历史,二战后全球殖民体系的瓦解引发了独立思潮的兴起,新加坡随之开启了漫长的自治历程。1951年,新加坡获得“市”(City)的地位并设立市议会,这一变革为后续争取全面自治与独立奠定了基础。

在争取完全自治的谈判过程中,尽管初期未能达成协议,但最终促成了英国议会在1958年通过《新加坡自治法案》(State of Singapore Act)。1959年,新加坡正式取得内部自治权,开始掌管内政事务,而外交与国防仍由英国掌控。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与马来亚、砂拉越及北婆罗洲共同组成马来西亚联邦(Federation of Malaysia),但由于政治理念与族群政策的分歧,双方于1965年8月9日分家,新加坡独立成为主权国家。

1966年8月9日,新加坡在政府大厦前广场庆祝第一个国庆庆典。(档案照)
1966年8月9日,新加坡在政府大厦前广场庆祝第一个国庆庆典。(档案照)

1966年,首个国庆庆典在政府大厦前大草场举行。当时,成千上万的民众汇聚于此,共同见证新加坡独立一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

公民社会逐渐成形

在政治体制转型的宏大背景下,身份认同在不同世代间演变。1959年1月,《立法会选举条例》的修订确立了强制投票制度,规定合格选民若无正当理由缺席投票将被剔除出选民册。同年举行的立法会选举中,投票率高达92.9%,展现了包括归化移民在内的全体公民对政治参与的高度认可。

1965年颁布的《公民身份登记法》(National Registration Act)规定,所有年满12岁的公民均须申领身份证。该制度于1966年5月5日正式生效,开启了全国性的身份登记。截至同年12月,已有近100万人领取了象征公民身份的粉红色身份证,这便是俗称的“红登记”。

1966年的新加坡公民身份证编号,显示持证者是首100万名新加坡公民。(林佳颖提供)
1966年的新加坡公民身份证编号,显示持证者是首100万名新加坡公民。(林佳颖提供)

许多出生于1949年或更早的移民,在这一时期正式被纳入“建国一代”行列。这些先辈们领取红登记后,正式确立了在法律与情感上对新加坡这片土地的归属。

新加坡公民身份证背面记录相对应的公民权证书编号。(林佳颖提供)
新加坡公民身份证背面记录相对应的公民权证书编号。(林佳颖提供)

早期身份证采用德国防水覆膜

建国初期的身份证采用德国防水覆膜技术,耐用性远超传统的纸质证件。其设计用心,正面左侧为持有者的黑白照片,右侧印有右拇指指纹,中心位置则是印有狮子与老虎守护盾牌的“新加坡国徽”。证件上方印有独特的七位数身份证编号,背面记载着个人资料及与公民权证书相对应的号码。若公民迁居,须贴上新地址标签;更换新证时,旧身份证会被打孔作废。

1958年新加坡公民权证书。(林佳颖提供)
1958年新加坡公民权证书。(林佳颖提供)

建国一代的身份证编号多以数字“0”开头,被不少人视为象征国家与公民身份“从无到有”的历史跨越。其中,极具代表性的编号 “S0000001/I” 属于新加坡首任总统尤索夫·伊萨。

自20世纪60年代末起,新加坡身份证号码逐步定型为“前缀字母(如S或T)+七位数字+校验字母”的格式。其中,部分较新的编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持证人的出生年份,而较早期的号码则多为简单顺序编排(如以“0”开头)。字母“S”一般分配给1900至1999年出生者,“T”一般分配给2000年以后出生者。

在姓名拼写方面,早期身份证多依据方言发音进行拼写,导致同姓者的英文拼写各异。进入1980年代,随着“讲华语运动”的推行,政府鼓励新登记的华族,姓名采用汉语拼音(如Lee改为 Li、Goh改为Wu),但并未强制更改原有的方言拼写,因此始终未能实现全面统一。到1990年代,姓名拼写基本由个人自行选择,身份证上保留方言拼写、汉语拼音或两者混用的现象长期并存。

身份证上的姓名排列方式也较为多样。许多华人会在法定英文姓名中同时呈现英文名与华文姓氏、名字,常见格式包括“官方英文名+华语姓氏+华语名字”等,而并非统一的“姓氏+中文名”单一模式。尽管姓名可能相同,但身份证编号独一无二。

新加坡首个国庆共有约2万3000人参与阅兵。(档案照)
新加坡首个国庆共有约2万3000人参与阅兵。(档案照)

如今,“红登记”已演变为新加坡人身份认同的核心象征,承载着对国家的忠诚与承诺。登记表上的每一枚指纹,不仅是个人的印记,更凝聚成共同的国家记忆,是这座岛国奋斗史的缩影。

*此文改写自2025年8月刊登在联合早报的红登记 新加坡人身份认同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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