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日沉睡的上海人

公交车出了布鲁日，房子渐渐少了，路牌出现了：Zevenkerken。荷兰语，字面意思是“七个教堂”。我要寻找的正是此地的圣安德鲁修道院。我们下了车，先走过一片田，再走一条长路。树种在两边，树冠在头顶合起来。尽头是一片红砖房子。道两侧是高大的梧桐，树冠在顶部相合，漫洒着5月早晨的光。一整条绿色的廊道，尽头才是修道院的砖楼。门房来应门，我说明来意，他让我在外面稍候。不多久，Leon神父出现了。他体形微微发福，头发花白，说着一口带着浓重荷兰语腔的英语，表情友善。他陪了我们一个上午。走进院子时，他问我：“你从他的家乡来？”“是的，上海。”

我来这里，是为一个中国人。他死在这里，也葬在这里，77年了。

电视剧《觉醒年代》里有一个场景，无数观众记得：1919年6月28日，巴黎凡尔赛宫镜厅，签约典礼正在进行，中国的两个席位却空无一人。中国是战胜国，却像战败国一样被对待，德国原在山东的权益被和约转让给日本。中国代表团拒绝签字。这个故事的英雄，是顾维钧，那个在十人会上舌战群雄、慷慨陈词的年轻外交官，那个后来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