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肇斌（60岁，Uncle Tommy）剃光头发，只留下前额一撮。他笑说，因为常常要紧急出任务，没时间打理发型，但要让人看得出自己是有头发的。
这位长得有点“江湖味”的公益服务者，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娓娓道出自己如何从一名曾打算到乐龄中心挑衅的“红山混混”，一路转变为服务弱势群体的“红山孝子”。这段跨越40年的经历宛如一部长篇连续剧，他讲得生动，记者听得入神。
从上门警告变成守护者
俞肇斌和家人在1980年搬到红山。小时候他不爱念书，自嘲从小一到小五争着拿倒数第一或第二名，单单小学就读了九年。十出岁他就出来工作，当咖啡仔和木工学徒。住家附近红山弄（Redhill Close）第14座的红山老人活动中心，不时传出中西乐吹奏声，对年少气盛的他来说，是一种噪音。
“有一天我决定去‘警告’他们，先是在窗口张望。活动中心负责人出来跟我解释，说一个星期只有两天，让年长者从事一些爱好和兴趣，希望我忍耐一下。
“负责人好声好气地跟我说，活动中心内都是六七十岁老人家，我听了都不好意思，哪里打得下去。当时刚好一名30多岁男子，也凶神恶煞来投诉很吵，我觉得有必要保护他们，站起来说‘你要打他们，先打倒我。’我长得比较高大，样子又很凶，那个人就离开了。”
从此以后，俞肇斌和朋友们经常在活动中心外聚会聊天，形成另类“保护网”。有人致电到活动中心通报附近组屋有老人家跌倒、晕倒或打架，他们也会跟着去帮忙。
那一带住着很多孤苦无依的红头巾、妈姐和贫困老人，离世时只有简单搭篷和一副棺木。他和朋友常去帮忙，因此对殡葬流程有所了解。
成立义工队探访年长者
一些老人家因为生病或需要更多照料，转移到医院、疗养院或老人院，红山老人活动中心的任务告一段落。俞肇斌说：“我们之前一直在关心他们，突然不闻不问，我觉得不太好，也挂念他们，就和朋友们分批去探望。”
由于他们不是这些长者的家属，有些医院或看护中心会询问来自何处，俞肇斌于是在1986年成立“爱心团结”。当时他自己不过20出头，学历不高，薪水只有200元，凭一腔热血带领一批青少年从事公益活动。
这个团体后来越来越有规模，约有40人，介于十三四岁至20来岁。它在2003年正式注册为“爱心团结义工机构”（Love & Unity Volunteers Establishment），如今约有30名固定义工。
探访组每个星期到红山和女皇镇，陪伴年长者唱歌和运动，并协助他们解决一些生活需求。另外，机构会不定期组织活动，如带年长者出游或欢庆佳节。俞肇斌希望借此鼓励待在屋内的年长者出来活动，认识街坊邻居。
俞肇斌原本经营承接锦旗和布条的丝印公司，1996年开设祥红白服务。他说：“有钱的，我们可以赚钱。没有钱的，我们才出钱。”爱心团结义工机构的经费全凭大众乐捐，他本身则以商养善。
一站式送孤贫老人上路
爱心团结义工机构的能力和资源有限，目前只能接受四个机构的孤苦无依往生者。一接到电话，无论几点，他都会出动，先以公司车辆去接收遗体，载到新民路寿板店处理，遗体入棺后由玻璃灵车送到万礼火化场；累积五六个个案后，再安排捡骨及海葬。
“虽然是义务性质，我们整套流程做足，毫不马虎。像是领着骨灰去海葬途中，会说‘安哥（或安娣），要过桥了’‘要上船了’‘一路走好’。没有家庭的贫困单身人士，很多都担心自己走了之后没有人送终，我能做的是尽量让他们安心，而且不分种族和宗教。”
尽管本身是殡葬业者，俞肇斌送走一名往生者，花在棺木、火化场、海葬船和车油的费用，加起来至少要1300元。每年处理二三十个个案的费用加起来相当可观，他很感激“新加坡众弟子”的慷慨解囊，不足以应付时，他则自掏腰包。
俞肇斌常感叹时间不够用，希望一周能有八天。如今32岁长子已逐步接手成祥红白服务的生意，也帮忙义务处理后事，这几年他才有机会出国游玩。但俞肇斌从未能跟太太及三名子女全家出游，因为他和长子得轮流在新加坡待命，无论是自家生意或义务丧葬服务。
无人接手或关闭机构
与新加坡同岁的俞肇斌，40年来凭一己之力带领一群义工，为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送上关怀，并为他们处理身后事。
往生者的手表、传呼机、手机等物品，火化前必须取下，他都妥善保存于家中，作为纪念。如果有人需要，他会毫不犹豫地送出，但很少人敢接受。正如他如今坚持做的义务丧葬仪式，仿佛是一只烫手山芋。
他感慨地说：“这个机构是我成立的，肯定会负责下去。讲真的，有谁会愿意这样付出？24小时一通电话就全家出动，出钱又出力，有人还以为我从中赚到多少，真的是吃力不讨好。”倘若有一天他力不从心，孩子又不愿接手，这个机构只能随之画上句号。
“红山孝子”这个称号很沉重，但俞肇斌无怨无悔。要侍奉一对父母尚且不易，他却数十年如一日，把数百名老人当作自己父母，以实际行动关怀他们的身心健康，更在人生终点站出钱出力送他们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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