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周年同学会 追忆教育最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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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中正中学总校高三甲班毕业的七名学生,疫情后重聚,庆祝同窗友情70周年。老同学相聚,除了回忆往事,吐槽老师,也感叹新加坡教育的变革。当年,他们有名师指导,可谓本地教育最好的时代。

想象一场同学聚会。

欢朋满座,高声畅谈,觥筹交错,杯盘狼藉。聊“天生我材必有用”或“长风破浪会有时”。

想象一场70周年的同学聚会,同学们都已年近90,场面又会如何?

11月16日,1954年从中正中学总校(简称中正总校)高三甲班毕业的学生,在三年疫情之后又聚在一起,庆祝同窗友情70周年。

这次聚会没有欢朋满座,能够到场的只有七人。看起来也许并不热闹,但这种聚一次少一次的同学会,但凡能够来的老同学都来了。88岁的陈秀娥,由女儿送来,偕她坐着轮椅的先生一起出席。91岁的江耀荣虽自己搭车过来,但他拄着拐杖,“从商场门口走进餐馆都要花半个小时。”

这次聚会没有高声畅谈,87岁的陈宝开的听力只剩下40%,除非大声喊道他的名字,他总是安静地坐着,他说:“你们讲话,我就笑着,假装听见了。”86岁的曾广纬听力也不太好了,只能听清楚一部分内容,他便很少参与大家的对话。因此,交谈往往只能发生在临近的两三个人之间。

这次聚会也没有觥筹交错,随着年岁的增长,身体渐渐老去已是不可避免,老同学们有着各自的忌口,端起一杯热茶或白开水,简单又真心地庆祝相识的70周年。

这次聚会更没有杯盘狼藉,大大的餐桌对90岁左右的老人来说也是一种阻碍。因此,吃的虽是中餐,但每道菜都由服务员分成小份,一道一道摆在每一位同学面前,每一个碗盘吃完就立刻被撤下,保持着整洁又略显空旷的桌面。

然而,70周年的同学聚会又没有什么不同,性格各异的同学聚在一起,回忆过去,吐槽老师,“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因战争同学年龄差别大

年纪最大的江耀荣和年纪最小的刘太格(84岁)是一大一小两个顽童。

疫情三年没有聚会,再见面问各自有什么变化。

江耀荣说:“变老了。”

刘太格否定他,“明明是越来越年轻了。”

江耀荣接道:“是啊。牙齿都还没长出来呢!”大家便笑成一片。

班上的同学年龄差别很大,是因为日据时期,学校停课三年八个月。日军投降后,中正总校恢复教学,为支持因战争而辍学的学生,学校也兼收超龄学生。

刘太格年龄最小则还有一个原因,他骄傲地说:“我是高二才转到中正总校甲班的,因为我成绩超好,不用上高一!”

刘太格认为,“同学永远比一般朋友好,因为我们有共同记忆——共同被老师折磨过。”

他们回忆起中学的老师,教华文的是书法家与教育家张痩石,教美术的是画家刘抗,教音乐的是音乐家李豪。

这群同学对于数学老师陈诗豪的印象则格外生动与深刻,70年过去他们仍能异口同声学起老师用潮州话教课的“名言”:“从这边到那边,相差只有一点点。”江士豹(87岁)还说陈诗豪老师喜欢唱《苏武牧羊》,“我在宿舍都能听见。”

刘太格、江士豹、江耀荣等还纷纷聊起当时的课堂内容,他们一起读《长恨歌》《将进酒》,一起了解文天祥等民族英雄事迹,一起从《公民》里学习做人的基本原则。

刘太格说:“我们这一代人对中国文化、历史、语言的了解,比现在的年轻人好得多。”

那时他们有名师,有意义深刻的课程内容,他们感叹那是新加坡教育“最好的时代”。

逾半数同学从事教育工作

从“最好的时代”走出来,1954年中正总校甲班的27名同学中,有16人毕业后从事教育行业,其中江耀荣等三人任职学校校长或副校长。他们见证了新加坡教育体系的变革与发展,并长期投身其中,退休多年后仍心有牵挂。江耀荣、江士豹、韩龙元(88岁)详述了南洋大学的历史,感叹在变革时期南大学生遭受的冷遇;也为当下教育只重视科学技术,一味求“A”,忽视人文教育而唏嘘。

除了教育行业,同班同学在其他领域也颇有建树,刘太格是著名建筑师,也是“新加坡规划之父”,曾广纬、江士豹成为了书法家。

曾广纬虽然年事已高,仍坚持去会馆教书法。他觉得“待在家里也很辛苦,不如出门动动脑筋,免得痴呆。”年末他还将在醉花林俱乐部举行第二次个人书法展。

江士豹随身携带自己的书法作品,刘太格邀请他把作品拿出来给大家一起品鉴,只见那大大的红纸上笔酣墨饱写着“寿而康”三字。

刘太格说:“有同学的聚会,才会长命百岁。”

“寿而康”或许就是这群老同学的共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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