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保平安结善缘到服务社区 本地庙宇功能转型

本地庙宇顺应时势调整步伐,以“联合庙”形式共享空间。有些甚至因为崭新地点和管理模式,取得比原先村庙更正面的发展。(龙国雄摄)
本地庙宇顺应时势调整步伐,以“联合庙”形式共享空间。有些甚至因为崭新地点和管理模式,取得比原先村庙更正面的发展。(龙国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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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于能够一直与社会需求对接,在时代挑战中不断更新硬件、心件。本地庙宇应对风俗习惯改变、土地政策局限,产生本土色彩浓厚的“联合庙”经营模式,服务内容也从祭祀祈福、联结乡民到支持社会公益、文化教育。为了吸引年轻人,庙宇也借助社媒平台与信众互动,主办适合一家大小参与的亲子活动。

新加坡是一个弹丸小国,大大小小的庙宇粗略统计有上千座,其中近560座是新加坡道教总会会员。根据新加坡统计局2020年人口普查,道教信徒占总人口约8.8%。即使不是道教徒,华人对民间信仰如大伯公、拿督公和妈祖并不陌生。

庙宇不仅是宗教场所,更是祖辈从中国下南洋后的精神寄托及聚集场所。它们扮演的多重角色,经过100多年的岁月变迁,已超越宗教范围,兼具推动社区文化、医疗、教育等领域发展的社会功能。

新加坡最早的庙宇可追溯到19世纪初。坐落在直落亚逸街的天福宫,前身是在岸边奉拜妈祖的道观,早期移民乘船登陆新加坡后会到道观答谢妈祖的庇佑。现有的天福宫庙宇约在1839年至1842年间,由福建商人和社区领袖捐钱建造。

在中央商业区菲立街(Phillip St)的粤海清庙,最早可追溯到1820年代,同样是临海的亚答屋,供潮汕乘船南下的海员商人答谢妈祖。在直落亚逸街的海唇福德祠,从广惠肇三府众信徒在道光年间敬送的匾额推算,应该是在1824年或之前创立,现已改为博物馆。

其他早期庙宇有水廊头凤山寺(1836年)、望海大伯公(1844年)、琼州天后宫(1854年)和四马路观音庙(1884年)等。

中国神明南下后本土化

已故新闻工作者兼文化研究员韩山元,在2014年出版的《新加坡民俗导览—庙宇文化》(四)就谈到中国民间信仰的神明,随着我们的祖辈下南洋后逐渐本土化。

首先,华人民间信仰源于中国,但又异于中国,如土地神在中国和新加坡的正式名称是“福德正神”,但新马两地另称为“大伯公”。和中国的土地神一样,南洋的大伯公也是驻守一方的神明,不少大伯公都有“前身”,但前身因地而异。例如新加坡龟屿大伯公和大伯婆,传说中是收养了一对马来神童的福建老夫妇,这实际上已将土地神本土化了。

其次,南洋华人庙宇多源自移民的家乡,功能扩大至乡亲联络中心、缓解乡愁场所、职业介绍所、调解同乡纠纷的民办仲裁所等。很多时候,庙宇也是教育事业的重要支持力量,这在中国并不多见。最早华校崇文阁就设在天福宫范围内,凤山寺和保赤宫陈氏大宗祠都曾在庙里开办学校。另外,好些庙宇的戏台在闲置时也会当课室(如乌敏岛的敏江学校),戏台下空间是校长教师办公室。

第三,早年庙宇多是按中国原乡庙宇规格建造,甚至连建材都是从原乡运来,工匠也从中国请来。这是一种心理作用,让游子进庙有回乡的亲切感。后来新建的庙宇,作为心灵避风港的功能减弱,与中国原乡庙宇有很大差异。如早期庙宇都有很高门槛,新建庙宇几乎都没有门槛。

韩山元也提到,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市区重建计划下,供奉不同神明的庙宇安置在一起,以“联合宫(庙)”形式出现,这在中国似乎看不到。

随着新加坡社会发展的快速变迁,本地庙宇的功能超越宗教和服务乡亲的范围。

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研究员许源泰博士,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早期的新加坡华人庙宇以地缘、血缘色彩为纽带,与自中国南来的华人乡民保持连接。新加坡独立后,政府政策的引导和华人方言群色彩逐渐淡化,庙宇自知单靠传统的地缘或血缘关系,已无法满足社会大众的信仰需求,而是必须积极‘入世’。”

他进一步分析道,在祭祀神明和举办宗教仪式以外,庙宇也关注社会的发展动态,协助社区内的弱势群体及有需要人士。现今庙宇擅长呼应社区大众需求,创设慈善机构,发放奖助学金,举办节日活动,并以推广中华传统文化与美德为首要宗旨。

庙宇在祭祀神明和举办宗教仪式以外,也关怀社区的弱势群体。(唐家鸿摄)

盛港西包公庙除了常年庆典,也为社区基金筹募善款。为鼓励公众参与慈善活动,包公庙举办“掷圣筊慈善大赛”等活动,参与公众可获丰富礼品,所筹得款项也全数捐出。

本地庙宇顺应时代和时势调整步伐的意愿和行动,也体现在“联合庙”运作形式,所以庙宇没有因土地遭征用而全然消失。盛港西包公庙所在的惹兰加由联合庙由三座庙宇组成,另外两座是乌敏泰佛寺和和龙南殿,于2001年建成。

许源泰博士提出:“庙宇离开原址,结合成联合庙,失去原有的独立运作和原有社区的信众基础,为未来发展添加了更多不定性。庙宇要如何分配资源?如何在新地带吸引信众?如何调整经营方向?都成为了他们需要考量的生存策略。

“相当多村庙在成为联合庙成员后,因为崭新地点和管理模式,以及善巧利用多媒体的网络平台,反而取得比原先村庙更积极和更正面的发展。这些都是值得继续观察的庙宇文化现象。”

积极吸引年轻人

庙宇通过社交媒体和多元化发展,吸引年轻香客和信徒。(龙国雄摄)

年轻一代对庙宇文化不甚了解,鲜少参与庙宇活动,庙宇理事会成员老龄化,是无法抵挡的时代洪流。一些庙宇选择主动出击,积极招揽新血。

包公庙总务陈玉成说,包公庙有节庆活动时会通过WhatsApp主动联系善信。(唐家鸿摄)

包公庙总务陈玉成说:“从前有任何节庆活动,我们会张贴告示和口耳相传。如今更加主动联系,如以WhatsApp通知善信,这有助我们接触到更多年轻人。包公庙也在2015年及2018年出版了《新加坡包公庙典藏书》及《清官廉吏包青天》,保留珍贵的历史,传承给下一代。

“我们逢年过节也会安排更多节目如歌台、戏曲和宴会,以吸引更多人参与。不过也不必太担忧。上世纪60年代初一名林姓人士将一尊‘包公大人’金身从中国带到新加坡,也可发扬光大到现在的规模。”

天福宫发言人受询时也回应道,天福宫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及脸书专页,定期宣传庙宇文化活动,方便香客与访客及时获得神诞、节庆、文化活动资讯。节庆时也尽量策划可供全家人一起出席的活动,如孔子诞庆祝活动,除了祭孔仪式和诵经祈福,还安排适合三代同堂参与的“仁义礼智信”亲子活动。

与此同时,福建会馆定期安排新会员到天福宫担任义工。年轻一辈被委任为管委会一员之前,都在天福宫当义工至少10年,对庙宇文化有兴趣和热忱。天福宫也观察到,近年来越来越多年轻家庭家中没有安置神台,但他们会固定到天福宫祭拜祈福。加上天福宫位于直落亚逸街,许多在市中心工作的年轻专业人士会在上下班之时,到庙里拜拜。

庙宇前景在服务大众

许源泰博士认为庙宇的持续经营,与运作机制和在社区内扮演的角色息息相关。(受访者提供)

许源泰博士指出,庙宇的持续经营不只关乎是否招纳得到新人,还与庙宇的运作机制和在社区内扮演的角色息息相关,所以前景发展未必黯淡无光。

“本地庙宇大多已转型为社区服务,其背后形成的力量,是与社会产生紧密连接的庞大网络。例如有名望人士热衷参与庙宇的捐助活动,以提高其在社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们自然也成为庙宇的中坚分子。庙宇已通过扮演推动社区发展的重要角色,在未来依然具有立足于社会的意义和价值。

“再者,随着中国崛起和一带一路倡议,不少新加坡庙宇与中国祖庙重新连接和进行文化交流,乃至于在跨国家与区域上形成庞大的信仰网络。加之,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逐渐在国民意识中抬头,对于守护庙宇文化以及传统信仰特色的理念,一定程度上能激发年轻人对自身族群文化的认识与了解。”

以天福宫为列,早于1973年就被列为国家古迹,不少公众慕名而至。防疫措施放宽后,天福宫重新恢复文化之旅导览活动,单单6月份就接待超过260名来自34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访客(不包括由专业导游带领的旅行团)。天福宫是大专建筑系、中文系、社会学系、历史系学生研究对象,也是众多理工学院学生、中小学生学习之旅的站点。

国家古迹天福宫是众多大专生研究对象,也是理工学院、中小学生学习之旅的站点。(图/天福宫提供)

天福宫正在开发网络应用(Progressive Web App),让访客在庙里的指定位置可以用手机轻松扫码,进一步认识天福宫的历史和文化。

大芭窑修德善堂今年9月也配合80周年纪念盛典举办五场导览,以英语、华语和潮语混合讲解,带领公众参观善堂的丰富文化遗产,反应热烈。善堂也捐建两家洗肾中心及支持它们的常年运作经费,并每年拨出50万元捐款支持多个慈善组织以及教育和慈善活动。

现今本地庙宇依旧是信徒烧香拜佛、祈求平安的宗教场所,但存在性质与发展模式已大大不同。它们从特定服务对象走向大众,以更广泛层面和有力姿态,在历史长河继续奔腾。


掌故

  • 联合宫(庙):1970年代初至1990年代配合城市发展,甘榜逐渐消失,村庙抱团取暖,一起在30年的政府租赁土地上建造新庙。大巴窑7巷创立于1975年的大芭窑伍合庙,是新加坡第一间联合庙,由五座附近庙宇组成。
  • 大伯公:专家学者认为大伯公是早期华侨创造出来的海外本土神明,多为生前有功于民或品德高尚的华侨先驱。大伯公除了被当作土地神崇拜,还被当作海神崇拜。
  • 包公:从北宋到现代,老百姓经历黑暗时期,渴望清官出现,所以特别崇拜执法公正、不袒护权贵的包公。本地好些庙宇供奉包公,但以包公为主神的只有盛港西包公庙。马来西亚柔佛东甲包龙堂也供奉包公。

【本文首刊于2022年11月13日联合早报《新加坡故事》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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