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于能够一直与社会需求对接，在时代挑战中不断更新硬件、心件。本地庙宇应对风俗习惯改变、土地政策局限，产生本土色彩浓厚的“联合庙”经营模式，服务内容也从祭祀祈福、联结乡民到支持社会公益、文化教育。为了吸引年轻人，庙宇也借助社媒平台与信众互动，主办适合一家大小参与的亲子活动。
新加坡是一个弹丸小国，大大小小的庙宇粗略统计有上千座，其中近560座是新加坡道教总会会员。根据新加坡统计局2020年人口普查，道教信徒占总人口约8.8％。即使不是道教徒，华人对民间信仰如大伯公、拿督公和妈祖并不陌生。
庙宇不仅是宗教场所，更是祖辈从中国下南洋后的精神寄托及聚集场所。它们扮演的多重角色，经过100多年的岁月变迁，已超越宗教范围，兼具推动社区文化、医疗、教育等领域发展的社会功能。
新加坡最早的庙宇可追溯到19世纪初。坐落在直落亚逸街的天福宫，前身是在岸边奉拜妈祖的道观，早期移民乘船登陆新加坡后会到道观答谢妈祖的庇佑。现有的天福宫庙宇约在1839年至1842年间，由福建商人和社区领袖捐钱建造。
在中央商业区菲立街（Phillip St）的粤海清庙，最早可追溯到1820年代，同样是临海的亚答屋，供潮汕乘船南下的海员商人答谢妈祖。在直落亚逸街的海唇福德祠，从广惠肇三府众信徒在道光年间敬送的匾额推算，应该是在1824年或之前创立，现已改为博物馆。
其他早期庙宇有水廊头凤山寺（1836年）、望海大伯公（1844年）、琼州天后宫（1854年）和四马路观音庙（1884年）等。
中国神明南下后本土化
已故新闻工作者兼文化研究员韩山元，在2014年出版的《新加坡民俗导览—庙宇文化》（四）就谈到中国民间信仰的神明，随着我们的祖辈下南洋后逐渐本土化。
首先，华人民间信仰源于中国，但又异于中国，如土地神在中国和新加坡的正式名称是“福德正神”，但新马两地另称为“大伯公”。和中国的土地神一样，南洋的大伯公也是驻守一方的神明，不少大伯公都有“前身”，但前身因地而异。例如新加坡龟屿大伯公和大伯婆，传说中是收养了一对马来神童的福建老夫妇，这实际上已将土地神本土化了。
其次，南洋华人庙宇多源自移民的家乡，功能扩大至乡亲联络中心、缓解乡愁场所、职业介绍所、调解同乡纠纷的民办仲裁所等。很多时候，庙宇也是教育事业的重要支持力量，这在中国并不多见。最早华校崇文阁就设在天福宫范围内，凤山寺和保赤宫陈氏大宗祠都曾在庙里开办学校。另外，好些庙宇的戏台在闲置时也会当课室（如乌敏岛的敏江学校），戏台下空间是校长教师办公室。
第三，早年庙宇多是按中国原乡庙宇规格建造，甚至连建材都是从原乡运来，工匠也从中国请来。这是一种心理作用，让游子进庙有回乡的亲切感。后来新建的庙宇，作为心灵避风港的功能减弱，与中国原乡庙宇有很大差异。如早期庙宇都有很高门槛，新建庙宇几乎都没有门槛。
韩山元也提到，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市区重建计划下，供奉不同神明的庙宇安置在一起，以“联合宫（庙）”形式出现，这在中国似乎看不到。
随着新加坡社会发展的快速变迁，本地庙宇的功能超越宗教和服务乡亲的范围。
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研究员许源泰博士，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早期的新加坡华人庙宇以地缘、血缘色彩为纽带，与自中国南来的华人乡民保持连接。新加坡独立后，政府政策的引导和华人方言群色彩逐渐淡化，庙宇自知单靠传统的地缘或血缘关系，已无法满足社会大众的信仰需求，而是必须积极‘入世’。”
他进一步分析道，在祭祀神明和举办宗教仪式以外，庙宇也关注社会的发展动态，协助社区内的弱势群体及有需要人士。现今庙宇擅长呼应社区大众需求，创设慈善机构，发放奖助学金，举办节日活动，并以推广中华传统文化与美德为首要宗旨。
盛港西包公庙除了常年庆典，也为社区基金筹募善款。为鼓励公众参与慈善活动，包公庙举办“掷圣筊慈善大赛”等活动，参与公众可获丰富礼品，所筹得款项也全数捐出。
本地庙宇顺应时代和时势调整步伐的意愿和行动，也体现在“联合庙”运作形式，所以庙宇没有因土地遭征用而全然消失。盛港西包公庙所在的惹兰加由联合庙由三座庙宇组成，另外两座是乌敏泰佛寺和和龙南殿，于2001年建成。
许源泰博士提出：“庙宇离开原址，结合成联合庙，失去原有的独立运作和原有社区的信众基础，为未来发展添加了更多不定性。庙宇要如何分配资源？如何在新地带吸引信众？如何调整经营方向？都成为了他们需要考量的生存策略。
“相当多村庙在成为联合庙成员后，因为崭新地点和管理模式，以及善巧利用多媒体的网络平台，反而取得比原先村庙更积极和更正面的发展。这些都是值得继续观察的庙宇文化现象。”
积极吸引年轻人
年轻一代对庙宇文化不甚了解，鲜少参与庙宇活动，庙宇理事会成员老龄化，是无法抵挡的时代洪流。一些庙宇选择主动出击，积极招揽新血。
包公庙总务陈玉成说：“从前有任何节庆活动，我们会张贴告示和口耳相传。如今更加主动联系，如以WhatsApp通知善信，这有助我们接触到更多年轻人。包公庙也在2015年及2018年出版了《新加坡包公庙典藏书》及《清官廉吏包青天》，保留珍贵的历史，传承给下一代。
“我们逢年过节也会安排更多节目如歌台、戏曲和宴会，以吸引更多人参与。不过也不必太担忧。上世纪60年代初一名林姓人士将一尊‘包公大人’金身从中国带到新加坡，也可发扬光大到现在的规模。”
天福宫发言人受询时也回应道，天福宫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及脸书专页，定期宣传庙宇文化活动，方便香客与访客及时获得神诞、节庆、文化活动资讯。节庆时也尽量策划可供全家人一起出席的活动，如孔子诞庆祝活动，除了祭孔仪式和诵经祈福，还安排适合三代同堂参与的“仁义礼智信”亲子活动。
与此同时，福建会馆定期安排新会员到天福宫担任义工。年轻一辈被委任为管委会一员之前，都在天福宫当义工至少10年，对庙宇文化有兴趣和热忱。天福宫也观察到，近年来越来越多年轻家庭家中没有安置神台，但他们会固定到天福宫祭拜祈福。加上天福宫位于直落亚逸街，许多在市中心工作的年轻专业人士会在上下班之时，到庙里拜拜。
庙宇前景在服务大众
许源泰博士指出，庙宇的持续经营不只关乎是否招纳得到新人，还与庙宇的运作机制和在社区内扮演的角色息息相关，所以前景发展未必黯淡无光。
“本地庙宇大多已转型为社区服务，其背后形成的力量，是与社会产生紧密连接的庞大网络。例如有名望人士热衷参与庙宇的捐助活动，以提高其在社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们自然也成为庙宇的中坚分子。庙宇已通过扮演推动社区发展的重要角色，在未来依然具有立足于社会的意义和价值。
“再者，随着中国崛起和一带一路倡议，不少新加坡庙宇与中国祖庙重新连接和进行文化交流，乃至于在跨国家与区域上形成庞大的信仰网络。加之，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逐渐在国民意识中抬头，对于守护庙宇文化以及传统信仰特色的理念，一定程度上能激发年轻人对自身族群文化的认识与了解。”
以天福宫为列，早于1973年就被列为国家古迹，不少公众慕名而至。防疫措施放宽后，天福宫重新恢复文化之旅导览活动，单单6月份就接待超过260名来自34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访客（不包括由专业导游带领的旅行团）。天福宫是大专建筑系、中文系、社会学系、历史系学生研究对象，也是众多理工学院学生、中小学生学习之旅的站点。
天福宫正在开发网络应用（Progressive Web App），让访客在庙里的指定位置可以用手机轻松扫码，进一步认识天福宫的历史和文化。
大芭窑修德善堂今年9月也配合80周年纪念盛典举办五场导览，以英语、华语和潮语混合讲解，带领公众参观善堂的丰富文化遗产，反应热烈。善堂也捐建两家洗肾中心及支持它们的常年运作经费，并每年拨出50万元捐款支持多个慈善组织以及教育和慈善活动。
现今本地庙宇依旧是信徒烧香拜佛、祈求平安的宗教场所，但存在性质与发展模式已大大不同。它们从特定服务对象走向大众，以更广泛层面和有力姿态，在历史长河继续奔腾。
掌故
- 联合宫（庙）：1970年代初至1990年代配合城市发展，甘榜逐渐消失，村庙抱团取暖，一起在30年的政府租赁土地上建造新庙。大巴窑7巷创立于1975年的大芭窑伍合庙，是新加坡第一间联合庙，由五座附近庙宇组成。
- 大伯公：专家学者认为大伯公是早期华侨创造出来的海外本土神明，多为生前有功于民或品德高尚的华侨先驱。大伯公除了被当作土地神崇拜，还被当作海神崇拜。
- 包公：从北宋到现代，老百姓经历黑暗时期，渴望清官出现，所以特别崇拜执法公正、不袒护权贵的包公。本地好些庙宇供奉包公，但以包公为主神的只有盛港西包公庙。马来西亚柔佛东甲包龙堂也供奉包公。
【本文首刊于2022年11月13日联合早报《新加坡故事》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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