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本地已有华商俱乐部，二战前后更是华商创会的繁盛时期。原为社交联谊而成立的会所，见证本地华商与精英商议国事、抗日救援，到后期赈灾募捐等领导华社的事迹。
30年前，“雅皮士”兴起追逐5C的热潮，以加入乡村俱乐部为荣，会费越高昂，越能凸显自己的身份地位。
二战前情况大同小异，少数人搭上海港城市的列车而致富。在人以群分的自然引力下，老板俱乐部应运而生。这些华商俱乐部俗称公馆，成立的初衷大同小异，无非是让老板们有个体面的社交场所，互通情报、开会、宴客、抽鸦片和娱乐消遣。入夜时分，穿着贴身旗袍，婀娜优雅的琵琶仔乘坐黄包车来到公馆，一陪饭局，二陪方城战，间中为老板们唱曲献艺。
追溯起来，19世纪中叶已经出现华商俱乐部，二战前有如雨后春笋，如今剩下的老店屈指可数。这些俱乐部的印迹，反映新加坡的来时路。
所谓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华人俱乐部曾经辉煌，至于如何在不同时代继续引导潮流，对当事人而言确实并非简单的考验。
醉花林是最古老华商俱乐部
醉花林俱乐部创建于1845年左右，比屹立在大草场的英国人棒球俱乐部还古老。当时的潮商凭甘蜜业和鸦片专卖权致富，陈成宝倡议潮人应该有个清幽之地联络感情，将自己的庆利路产业作为会所。
醉花林的会员必须是潮州人，“经营正当商业，或实业家或商行之经理为限”。它是个协调潮商关系的重要场所，创建端蒙学堂、成立潮州八邑会馆、佘有进家族交出义安公司管理权等事项，都在醉花林商议。
儒商自然也有文采飞扬的时候。中国抗日期间，郁达夫接过《星洲日报》副刊编务，受邀到醉花林宾主对诗共乐，借酒兴写下“醉后题诗书带草，花香鸟语似上林”而传为佳话。
亲国民党俱乐部关心“国事”
政治意识上，殖民地华侨倾心故国，虽然新加坡的国民党分部于1914年被查禁，实际上党员仍然活跃于合法的同德书报社、星洲书报社和类似组织。同仁、志仁、民声等是亲国民党的俱乐部，无事时麻将烟酒，有事时关注“国事”。举些例子：
1927年3月12日举行的孙中山逝世两周年纪念会，同仁俱乐部吴胜鹏和梅国良乃主要发起人，因国民党员发生内部骚乱，最终酿成人命伤亡的“牛车水事件”，间接削弱同仁俱乐部的民族运动影响力。
1929年奉安大典，国民政府在南京为孙中山举行葬礼，同仁俱乐部、怡和轩俱乐部、同德书报社、星洲客属总会等都派代表出席，可见民间俱乐部与社团所受到的重视。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志仁俱乐部致电中央海外部转蒋介石，指责汪精卫“此等卖国奸贼，不诛无用，敬乞严令讨伐，以正法纪”。
日军投降后，中国发生内战。1947年的联合国会议，苏联提出将中国问题列入议程，本地百多个民间组织联电国民政府，抗议苏联干涉内政，不将联合国宪章放在眼里，无视海外华侨在八年抗战中，全力协助中国获取胜利。其中的华商俱乐部包括同仁（武吉巴梳路）、乐闲（武吉巴梳路）、华侨（维多利亚街）、中兴（丝丝街）、民声（道拉实街）、同声（尼路）、志仁（戏院街，即史密斯街）、振华（海山街）、潮州联侨（潮州马车街，即沙球朥路上段）、华声（火城）、云峰（波东巴西）等。这些俱乐部都已消失。
客纳街以翠兰亭俱乐部命名
19世纪末的客纳街俗称翠兰亭，广东人和福建人分别称之为“大门楼”和“大门内”，不过最贴切反映地貌的是英文名“Club Street”（俱乐部街）。早在1885年之前，富商陈桂兰已在此小山顶兴建豪宅和成立翠兰亭俱乐部，后因会员起争执而解散。
1891年于原址成立的中华为基利俱乐部（Chinese Weekly Entertainment Club），会员主要来自海峡殖民地出生的富裕华商和精英阶层，早年的会员如李俊源（也有写作李浚源）、林文庆、陈武烈、陈谦福、陈祯祥等与政府关系密切，常被误会为峇峇俱乐部。
“为基利”乃“Weekly”音译，是个让会员定期聚会，招待商业伙伴的场所。这些通晓英语的华商，邀请欧洲商人出席星期六晚上的“宾客之夜”，享用中式晚餐和西式香槟之余，互相交换名片。
中华为基利隔壁的吾庐俱乐部，外墙上的“时光壁画”出现各年代的吾庐风云人物。“吾庐”出自陶渊明《读山海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它的前身“古寄乐”由清末驻新加坡领事孙士鼎、陈卓然（第一届总理）等倡建，相信跟中国清朝拉拢侨商有关。1905年成立时会员多数是来自商业与银行界的闽商，先后入会的有邱国瓦、陈延谦、谢荣西、薛中华、郑古悦、陈六使、李光前、高德根等。
邱国瓦和陈延谦革命色彩鲜明，加入同盟会赞助孙中山革命；袁世凯称帝时，两人汇款到云南，资助蔡锷将军反袁护国。
陈嘉庚领导筹赈会支援中国抗日时期，也是吾庐最积极地投入时代洪炉的年代，由陈延谦出任筹赈会代主席。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将富豪集中在吾庐软禁，成立昭南岛华侨协会时亦以吾庐为总部，似乎有意向吾庐及其会友来个下马威。
道拉实街有三所俱乐部
相比之下，道拉实街的嘤嘤和友竹俱乐部属于中档次。同一列店屋的民声俱乐部于1938年由中华民国驻新总领事开幕，可能是国民党的直系分部，还设立海外部，颇具“统战”的意味。
1936年广帮金铺老板创建嘤嘤俱乐部，后来开放给伙计们共用。大坡金铺林立，员工多数居住在牛车水局促闷热的店屋，放工后索性到俱乐部吹冷气搓麻将。上世纪80年代牛车水居民陆续迁入新组屋，必须赶末班车回家，俱乐部的人流渐少，最终名存实亡。
友竹俱乐部比嘤嘤早一年成立，取义自友谊之光，高风亮节。友竹庆祝33周年（1968年）纪念时，捐献过一笔款项给国防基金。事关当时英军宣布将提早全面撤退，政府通过国防基金筹集更多建军的经费，民间亦义不容辞，跟独立后的新加坡风雨同舟。
21世纪初友竹跟适可成立适可友竹俱乐部，使用武吉巴梳路的适可俱乐部原址。适可俱乐部于1929年由潮州富商创建，在醉花林以外开辟新天地。1953年芽笼3巷的大火蔓延至17巷，适可俱乐部通过潮人创建的中华善堂蓝十救济总会接济灾民。那个年代的火灾特别严重，主因是乡村居民纷纷跑到市区谋生，城市甘榜非法加建木屋，使到火势一发不可收拾，催生芽笼、河水山、旧加冷机场等地安置灾民的租赁组屋。
领导广帮的海天游艺会
百多年前粤籍殷商接受总督安德逊的要求，成立中西医合并的广惠肇留医院。日常运作上轨道后，1913年成立耆英善社为医院筹款。几年后改称海天俱乐部，最后易名为海天游艺会，多年来通过表演粤剧来资助留医院运作，为赈灾募捐，筹集丹戎巴葛民众联络所扩建基金等。
中国国难时期，海天游艺会成为星华筹赈会的广帮筹赈中心，发动广东人的同乡会和学校参与活动，同时在所有广东人社团设置捐款箱，搞特卖会和演大戏等，甚至规定有工作收入的本籍人士各自认捐。
海天游艺会如今坐落在林德金路，平日行事低调，告别羽扇纶巾，领导广帮的日子。
个人色彩缔造怡和轩精神
1895年成立的怡和轩堪称最富有个人特色的华商俱乐部。
怡和轩在达士敦山初创，1911年迁至客纳街。总理林推迁的生日刚好落在正月初一，各方人马来到怡和轩向“大哥”祝寿。俱乐部前搭台演戏，从初一演到十五，“其热闹盛况，在本（怡和）轩历史上可谓空前绝”。
新加坡作为海外革命基地，尢列通过“行医”来联络新马天地会兄弟成立中和堂。“大哥”林推迁于同盟会分会成立时，可能已当上天地会的洪棍，跟革命志士来往密切。当时的怡和轩会友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等都是同盟会中坚人物。
1925年怡和轩乔迁至武吉巴梳后，陈嘉庚再度将它与社会接轨，山东筹赈会、星华筹赈会、南侨筹赈会、组织南侨机工和星华义勇军等，都以怡和轩为总部。时任总督金文泰对怡和轩鼓吹反日深感不安，有意将它关闭，最终因担心华社反弹而作罢。卢沟桥事变后，英国意识到山雨欲来风满楼，转向支持援中抗日。
21世纪初怡和轩重建竣工后，在林清如率领下推广文化，成立先贤馆，主办周末讲座，出版《怡和世纪》等。借用林清如的肺腑之言：“让一个沉寂多年的社团投胎换骨，重新走进社会，这是集合多人的努力，我只是扮演一个小角色。”
【本文首刊于2022年11月13日联合早报《新加坡故事》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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