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毕昇遇到谷登堡 略述新加坡早年的华人印务馆与出版业

1884年叻报馆刊印的春牛图与日历牌。
1884年叻报馆刊印的春牛图与日历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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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新加坡的中文出版刊物以传播基督教教义及世俗知识为主要内容。在印务业发达的20世纪初,本地最少有35家印务馆 ;本地中文报馆,在办报之余,也出版书籍。回顾一个世纪本地华人出版印刷业的发展,从古老的雕版、活字排版、石印印刷技术,看前人为了传递知识和资讯,投入多少人力与物资,爱书人莫不珍惜文字印刷物。

爱书的人应该会有这样的体会,翻阅一本1970年代以前的书刊,触摸发黄的纸张,除了有一股淡淡的书香,书页上的文字还有些微微浮凸的触觉,这是铅活字排版印刷所留下的痕迹,恰恰是电脑排版印刷书籍所没有的质感。

从雕版到活字印刷术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印刷术是传播文字与文化的重要媒介。东西方的印刷科技发展,各有其不同的机遇和成就。学界根据文献记载推论,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至少成熟于唐代贞观年间(公元7世纪)。目前所知存世最早的中文雕版印刷品,是1966年发现于韩国庆州佛国寺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有中国学者认为此卷佛经是唐代的印刷品,从洛阳传入新罗。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曾发现一卷唐代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此卷佛经卷首印有一幅题为“释迦给孤独园说法”扉画,反映了唐代雕版印刷术的纯熟与精湛水平。经不断改进,雕版印刷迎来宋至清代的黄金时期。直至近代,中国的雕版印刷术依然是典籍、日历、广告、纸币、年画、神祃批量生产的最有效技术。

到了宋代,中国印刷术出现一项新的发明,当时一位叫毕昇(?-1051)的人,研制了活字印刷术,此事记载于沈括(1032-1096)的《梦溪笔谈》。不久后,元代著名农学家王祯在出版其农学巨著《农书》时,让木匠制作三万多个木活字,并且改良排字技术,制作两个木质转轮盘,依号数铺摆木字,排字匠人坐在两个轮盘之间,推转轮盘捡取所需活字,一改以往捡字匠人来回寻找木字,而转变为“以字就人”。王祯的这项独创,提高了印刷过程的效率。《农书》卷十二还附载一篇《造活字印书法》,记载其印书的过程及技术。《农书》的出版,除了是中国农学史上不朽之作外,也对中国活字印刷的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可惜的是元代木活字并没流传下来。所幸在1908年时,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Eugène Pelliot)在敦煌发现960枚元代回鹘文(古维吾尔文)木活字,说明木活字印刷术曾在丝绸之路传播。

在欧洲,德国人约翰内斯·谷登堡(也作译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1397-1468)于1454年以活字印刷术刊印出《谷登堡圣经》(Gutenberg Bible,亦称四十二行圣经42-line Bible),他所使用的活字,是以铅合金浇铸而成的。谷登堡的活字印刷术发明,影响了欧洲后来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毕昇发明的活字发明时间,要比谷登堡的活字印刷术早约四百年。纵然如此,中国的活字印刷术日后并没有大事推广或流行,绝大部分的书籍依然以木刻印板的方式刊行。

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术随宣教传入新加坡

新加坡开埠后不久,便已经有英文报章的刊行。1824年1月1日。第一份英文报纸《新加坡纪事报》(The Singapore Chronicle)创刊。到了1835年,再出现另一份西报《新加坡自由西报》(The Singapore Free Press)。早年从中国传入新加坡的传统雕版印刷术是伴随传教士而来的,地处中西交通枢纽的新加坡得天独厚,曾作为西方传教士向中国输入基督教的转运站。新加坡的中文出版历史,凭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事业,开启了重要的一页。

新加坡坚夏书院出版《耶稣降世之传》。

目前所知最早在新加坡出版的中文刊物,是1832年,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在本地出版的启蒙读物《训女三字经》。1834年,美国教会组织美国海外传道委员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在新加坡设立了新加坡坚夏书院(初名为新加坡书院),从1834年到1842年,出版了百余种以传播基督教为主要内容及世俗知识之中文书籍。另外,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1833年在广州创刊的中文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1835年停刊后,于1837年在新加坡复刊,一年后的10月停刊。

新加坡坚夏书院出版的中文书籍,以传统的中国雕版印刷术印制而成。负责印刷这些书籍的传统雕版工匠来自广州。据悉,先后至少有21名雕版匠人到新加坡从事刻板印书工作。

其中印刷工匠领班伍亚昌,原是广州印刷技师梁发的助手。梁发是广东肇庆府鹤山县三洲西梁村人,1815年受雇于伦敦教会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前往马六甲布道站担任印刷技师。隔年梁发洗礼入教,后来还担任传教士。

本地华人印书馆的出现与中文日报的创刊

鸦片战争以后,移民新加坡的华人日益激增,1860年新加坡的华族人口约五万多人,到了1901年时,接近九万。伴随着商业繁盛、城市扩大,不同行业的分工逐渐形成。印刷业是一项较为特殊的行业,早年的印刷业与出版业关系密切,甚至可以说是合为一体的。1881年,第一份由华人创办的中文日报《叻报》诞生。这是本地华人中文报业及出版史的里程碑,创办人是侨生薛有礼。由金门人林衡南所创的古友轩,也许是本地华人最早的印务馆。古友轩约创于1860年,最初设于直落亚逸街52号。林衡南还于1890年创办了本地华人第二份日报《星报》。两家报馆都引进当时流行的石印技术(Lithography)。

石叻合茂泰记书庄印章。

早年本地华人所阅读的中文书籍,大部分是从中国输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本地报章如《叻报》《星报》《天南新报》《南洋总汇新报》等中文报馆,在办报之余,还代销中国入口的各类书籍。除了报馆,还有少量的书局、杂货行及其他商家亦零星代销中文书籍。这些从中国输入的中文书籍,又以上海版本为大宗。从上述报馆所代销的大量中文书籍,可以侧面反映19世纪末,本地华人社会对各类中文书籍(尤其是工具书)有一定的需求量。

星洲志成书局的《妇孺韵语》。

本地早期的华人出版及印刷商的相关资料极其有限。除了古友轩,从《叻报》上所刊载的商业广告启事得知,19世纪末本地的华人印务馆尚有不少,如:集文斋(大门内)、宝华轩(水仙门火车路621号)、南盛印字馆(水仙门623号)、今有轩(水仙门福南街口620号)、王丰春印字馆(爪亚街129号),新春轩(中吊桥头11号)。

新加坡王丰春印刷馆印制的《新订小儿科脐风惊风合编》。
王丰春刊物内页广告。

值得注意的是一家叫集文斋的印务馆,创办者叫林采达。林采达原籍福建大田县(清代时属永春府),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时南迁到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约于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来到新加坡。集文斋应是林采达来新后开设的,馆址位于大门内(Club Street)。集文斋所出版的书籍种类究竟有多少,现已经无法得知全貌。1889年,集文斋出版了一本华巫字典《通语津良》,另荷兰莱登大学图书馆藏有集文斋于1896年所出版的《朱伯庐先生家训》(即《朱子格言》或《朱子家训》)。根据《叻报》上集文斋所刊登的启事,我们知道集文斋亦曾出版《银海精微》《眼科指南》两种眼科医书。

从存世的印本来看,19世纪末以来,本地华人印刷馆的出版物内容,不外与宗教(经文、善书)及中医书有关。这符合当时华人社会普及医学知识及宗教传播的需求,但也偶见文人创作或工具辞书,甚至是英文及爪夷文的书籍出版。例如叻报馆曾出版土生华人陈省堂的《越南游记》,古友轩出版的了马来文豪文西阿都拉的自传。而邱菽园以乐群堂之名出版的启蒙读本《新出千字文》更是堪称本地第一部启蒙教科书。

战前的概况

1911年,武昌起义,中华民国成立。中国并没有因为革命而变得强大,反而是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政局。海外华人社会也起了变化。华人南来的数量激增,包括在中国拥有办报及出版经验的文人,纷纷南来。民国初年出现了好几份新的日报:《振南日报》《国民日报》《新国民日报》。进入20世纪,华人印务业再有长进。据1928年童子达的《新加坡各业调查》,本地当时最少有35家印务馆。有意思的是,古友轩几经易手,新东主依然保有这个隽永的店号。

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与胡文虎的《星洲日报》,是今天《联合早报》的前身,分别创刊于1923年及1929年。战前由于两家报馆的创办者资金雄厚,竞争激烈。1939年《南洋商报》出版了傅无闷主编的《南洋年鉴》,1940年《星洲日报》出版了关楚璞主编的《星洲十年》,这两部大部头书体现了战前新加坡华人的文化水平,也标示着战前印刷业所拥有的先进印刷技术。

在电子媒体发达的今天,我们或许很难想象,在不久的一个世纪前,人们在著书立传、传递资讯时,仰赖古老的雕版、活字或石印印刷技术。从撰稿、活字排版、印刷到装帧、发行,出版业所需要的人力与物力,是多么的繁复。

注:本文参考张秀民、戈公振、陈蒙鹤、许苏吾、王慷鼎、崔贵强、苏精、庄钦永、叶钟玲等前辈学者之论著,内文不另作注解。


【本文首刊于2022年11月13日联合早报《新加坡故事》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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