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演唱会报复性红火 拉动地方文旅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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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岁的许志鹏下半年来接连看了三场台湾乐团五月天的演唱会,未来两个月里还将前往广州和上海,再看两场五月天。

这名在杭州培训机构任教的五月天歌迷告诉《联合早报》,他过去平均每年看两场五月天演唱会,但过去三年疫情让观演计划彻底泡汤。得知五月天今年会在北京举办疫后首轮中国大陆巡演时,许志鹏打破只在江浙沪一带观演的惯例,赴京连看两场演出,“要把三年里错过的一口气补回来”。

五月天自今年5月重返大陆演出市场以来,已经和即将举办的演唱会多达47场,涵盖北京、上海、深圳、武汉和南京等12个一二线城市。而这只是今年中国演唱会市场报复性反弹的冰山一角。

随着疫后演出市场重新开放,演唱会和音乐节成为今年拉动地方文旅消费的重要引擎。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各地共举办428场大型演唱会和音乐节演出,票房收入22.31亿元(人民币,下同,4.2亿新元),较第一季环比增长738.6%;观众人次也环比暴增611.7%至482.33万。

另据演出数据平台“灯塔专业版”统计,截至10月1日,今年来线下演出中,音乐类演出收入超过74亿元,对整体票房贡献高达90.7%,其中演唱会票房收入占80.6%。

除了门票收入,大型演唱会还能吸引众多歌迷跨城观演,拉动交通、住宿、餐饮和购物等多个领域消费。以歌手周杰伦为例,他6月底在海南海口为期四天的巡演,带动9.76亿元旅游收入,是当地端午节旅游收入的三倍。旅游平台携程数据则显示,周杰伦9月初在天津开唱四天期间,天津酒店订单同比增长447.7%,并带动机票、火车票、门票等同比增长269%。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统计,演唱会、音乐节的观众以年轻人为主,年龄18岁至34岁的观众占比超过75%。和火热演出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严峻的青年就业形势。中国官方8月起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最后一次公布的16岁至24岁人群调查失业率为21.3%,连续第三个月录得新高。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徐剑受访时指出,经过三年疫情,城市年轻人在物质消费上更加务实,从追捧奢侈品转向追求性价比。疫情期间被高度压抑的线下社交需求,则在今年快速恢复,导致漫展、演唱会等大型线下活动走红。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撰文分析,在经济不景气时,人们会削减买房、买车等大宗消费,反而有更多“闲钱”去购买口红等相对廉价的非生活必需品,让自己放松一下。演唱会市场复苏,正是“口红效应”的体现。

徐剑预计,演唱会市场的红火最少会持续到明年,并将逐步带动其他消费复苏。“虽然一张演唱会门票只有几百上千元,但这类高频的低额度消费,会逐渐传递到经济链条上的其他产业,带动整体经济回弹。”

演唱会火爆催生天价黄牛票

对许志鹏而言,看演唱会最难的不是买不起票,而是抢不到票。他说,疫情前五月天门票不算难抢,现在每场都是开票瞬间就售罄,“我自己没抢到过一次票,都是朋友帮忙抢的。”

一票难求的火爆行情,推动黄牛票价节节攀升。周杰伦天津演唱会期间,一张原价700元的门票被黄牛炒至近4000元。偶像组合TFBOYS在7月底官宣10周年演唱会当天,原价2013元的第一排门票就被黄牛标至20万元一张。

一名入行六年的“黄牛”向《联合早报》透露,今年行情比往年好得多,几乎所有演唱会门票都能溢价出手。他每个月都会接到几百份票务订单,平均每张票能赚100元,前排座位能赚600元。也就是说,黄牛光凭倒卖门票,每月就可获利数万元。

中国文旅部和公安部9月初联合发布通知,加强对观众人数在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活动管理。通知要求大型演出活动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并实行实名购票和实名入场。每场演出每个身份证件只能购买一张门票,购票人和入场人必须是同一人。

受访黄牛说,上述“强实名”规定如果严格执行,他们便难以转售门票,只能在开票之际代客抢票。由于抢票时座位随机分配,无法区别定价,“利润会少很多”。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吴畅畅受访时分析,黄牛作为个人寻租行为,一直属于演唱会市场的负面外部性效应。只不过今年演唱会暂时火爆,必然引发利益攸关者的分红行为增加,比如票价虚高和黄牛炒作。“此举只会让饭圈行为走向狂热,降低一般消费者的消费热情。国家前段时间出台规定,也是试图根治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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