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带来财富重新分配，并产生数字鸿沟问题，但人类不能因噎废食，而应大力开发更方便、更可及的技术。
长期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朱旭峰，星期五（10月11日）在新中论坛的一场主题讨论中提出上述观点。
朱旭峰把人类技术发展分为三类，分别是工业革命时期的能源技术、降低知识和信息传播成本的信息技术，以及利用能源开发出工具、提升人类效率的技术。
他说，人工智能既是第二类，也是第三类，但第三类技术在本质会导致财富重新分配，极少数率先开发使用人工智能的商业精英，其财富会急剧上升，更多人则担心被人工智能时代抛弃、面临失业。
朱旭峰还指出，人工智能尤其是生物特征识别类的技术，在管理城市过程中也存一些问题，包括技术本身不够精准，有数据安全和储存问题，因上述问题带来的财产保护、个人利益损失，以及平等、安全和隐私等伦理问题。
但他强调，不能因为新技术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就停止发展使用，“恰恰相反，正因为技术使用不完善，开发不完整，所以才会产生这些问题”。
他以弱势群体在使用现代技术时出现的数字鸿沟为例说，老年人无法用手机打车，不代表网约车就不应使用，而是“要大力开发更加可及、更加方便的人工智能技术”，帮助那些没有手机的人也能使用。
朱旭峰说：“（未来）可能不再需要手机，不再需要平台，对着电线杆一笑，就让它知道你的需求”。
人工智能基础美国领先 但中国更有应用优势
针对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朱旭峰回应说，人工智能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到目前为止，美国在基础层肯定最领先，这包括基本逻辑、算法和芯片，以及由美国主导的互联网底层规则。
不过在应用层，朱旭峰认为，中国有巨大的人口基数能产生庞大的数据，为人工智能的学习和迭代提供更好条件，同时有很多商业模式开发各种应用，政府也有意推动人工智能在基础设施上的应用，“中国确实是领先的”。
本场主题讨论的课题是“未来城市中的AI应用”。新加坡首席人工智能官何瑞敏博士、新加坡数字绿色交易所集团和绿动资本董事长白波博士也参与了讨论，讨论由《联合早报》执行总编辑韩咏梅主持。
白波在回应中美人工智能竞争的问题时提出，在面向客户端的人工智能产品上，中国未必有优势，因为大数据、大算力、言论自由对人工智能在客户端应用的影响很重要。
但他认为，在面向工业端的产品上，以中国制造数据的能力、中国政府的执行能力，以及中国在应用层的能力看，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白波在谈到新加坡人工智能发展时，则以新加坡不产油却成为最大石油中转港之一打比方指出，就像在“老石油”上新加坡不会去和中东竞争，而是做好中间的工作一样，在人工智能这个“新石油”领域，新加坡也不必与中美竞争。
他说，新加坡数字绿色交易所集团强调的是，通过新加坡的公司做双向输入，再输出到东南亚、中东、欧洲等地，本质就是把一个老的石油中转站，变成一个新的以AI为基础的中转站。
何瑞敏：新加坡发展人工智能要专注解决具体问题
何瑞敏在发言时介绍了新加坡发展人工智能的策略。他说，人工智能可以为城市和社会带来巨大潜力，新加坡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提出了大胆的愿景，要利用人工智能，为新加坡和世界的公共利益服务。
“但这不是碰运气就能发生的，要实现这个愿景，我们需要专注于解决具体的问题、采取系统化的做法，并为发展人工智能创造条件。”
何瑞敏在问答环节也提到，新加坡是小国，发展人工智能并不是为了竞争排名，这也不是新加坡的优先事项。
他说，新加坡注重的是人工智能是不是能惠及民生，能否给本地企业带来现实利益、解决人力上的局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