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烧厂太多，垃圾却太少——近年来，中国垃圾焚烧发电产业面临这样一种特殊的困境。在供需失衡的局面中，越来越多中企选择开拓新路径：到东南亚“找垃圾”。
垃圾焚烧发电在中国是规模庞大的产业。官方数据显示，中国有超过1000座垃圾焚烧厂，日处理量能力超过110万吨。然而，一些焚烧厂实际上处于部分产能闲置的状态。
反观在东南亚，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传统上依赖垃圾填埋的国家，对于垃圾焚烧发电这种更现代化、更环保的垃圾处置方式，需求正日益提高，为中企打开新的市场空间。
中国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康恒环境，是近年来加速出海的企业之一。集团品牌负责人刘恒告诉《联合早报》，康恒从2023年起加快在东南亚的布局，如今12个海外项目中有九个分布在印尼、越南、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项目都在建造中。
刘恒评估道：“海外市场算是比较大的蓝海，康恒提出的战略目标是：在海外再造一个康恒。”
从垃圾围城到垃圾短缺
中企为何得出海“找垃圾”？当下中国垃圾焚烧产能过剩的局面，得追溯到10多年前多个城市出现的“垃圾围城”危机。
中国环境保护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受访时解释，在中国早年快速城市化的阶段，许多城市的垃圾量激增，城区周边出现堆积如山的“垃圾围城”。为解决这个问题，各地开始大规模、快速地兴建垃圾焚烧发电设施，短时间内形成庞大的焚烧产能，弥补垃圾处理能力的短板。
然而，随着这股建设潮不断推进，东部沿海一些地区开始出现处理能力过剩的问题。与此同时，在循环经济理念的推动下，垃圾处理的思路也出现调整。马军指出，中国政府2019年起全面推进垃圾分类政策，提升资源回收利用，却也减少可焚烧的垃圾量。
有分析也指出，近年来经济下行导致消费放缓，生活垃圾量也相应下降，加剧产能过剩的问题。
《澎湃新闻》引述各地焚烧发电厂的监测数据指出，中国去年有107座焚烧炉的停运时间超过50％，即一年内至少一半时间处于闲置状态。
《新华日报》一篇评论直言，中国垃圾处理能力进步是喜事，但焚烧厂如今“吃不饱”也让人担忧，反映出“一些地方盲目上马项目、无序建设，（导致）设施满负荷运转几成奢望”。
马军指出，垃圾焚烧发电厂往往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如今产能过剩对整个行业构成极大挑战。一些头部企业因此开始思考转型方向，包括利用现有垃圾处理能力，参与垃圾分类、回收与再利用等环节。
而对于具备资金和技术实力的企业，出海也成了顺势而为的选择。
把“焚烧厂+”概念带到东南亚
和许多因国内市场饱和而掀起出海潮的行业一样，东南亚成为许多中国垃圾焚烧发电企业的首选，关键在于当地生活习惯和文化与中国相近。
康恒环境集团品牌负责人刘恒指出，东南亚的垃圾成分和中国相似，都因混杂餐厨垃圾而水分较高。“相比之下，欧美和日本企业的技术和设备去到东南亚，会稍微水土不服。”
与此同时，一些东南亚国家正加大对外资参与垃圾焚烧项目的政策支持。以印尼为例，当地政府今年10月宣布，有意在33座城市推进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广邀本土和国际投资者参与建设。
据中国固废行业门户网站“中国固废网”不完全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康恒环境、光大环境、深能环保等10多家中企，在海外取得16个垃圾焚烧项目。除了东南亚，中亚也正成为热门出海市场。
这些垃圾焚烧企业在海外的落地方式多元，包括与本土企业合资建设、提供设计、采购、施工承包方案，或仅提供关键设备和技术。
在刘恒看来，中国企业的方案之所以具吸引力，除了因为现代化焚烧技术能缓解填埋造成的环境污染，也因为焚烧发电厂的设计更具美感和巧思。
刘恒说：“我们的垃圾焚烧厂设计得很漂亮，如果不说是焚烧厂，有市民可能还以为是地标建筑或大型商场。”
更实际的是，这些焚烧厂的规划融入了社区功能，包括篮球场、充电站、福利设施等，还不时举办社区和公益活动，让垃圾焚烧厂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场景。
刘恒指出，一些人对垃圾焚烧厂仍有刻板印象，认为会脏乱臭，但这类开放式设计有助于减轻东南亚民众的潜在邻避心理。
印尼学者：盼落实技术转移
对于面临垃圾填埋容量告急的东南亚国家，中企提供的垃圾焚烧转化能源方案，让它们看到缓解困局的一条路径。
印尼加查玛达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亚太环境法律中心高级研究员琳达（Linda Yanti Sulistiawati）受访时形容，印尼的固体废弃物管理“问题重重”。
琳达举例说：“雅加达附近的班达尔歌邦（Bantar Gebang）垃圾掩埋场堆满了垃圾山，一些高达七层楼，如果遇上暴雨可能随时坍塌，甚至压死周边居民。”
她指出，建造垃圾焚烧发电厂固然能缓解垃圾处理压力，但从整体垃圾管理策略来看，更理想的做法还是减量、再用和回收。她强调，印尼须以更全面的政策应对垃圾治理的挑战。
对于中国科技的引入，琳达认为印尼舆论褒贬不一。她举例说，一方面，印尼政府如今积极引入中国的垃圾焚烧技术；但另一方面，中印合建的雅加达—万隆高铁项目“WHOOSH”，近月来也引发印尼舆论对债务风险的担忧。
琳达认为，要确保印尼真正从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建设受惠，关键在于确保落实技术转移，并让更多印尼人参与项目运营。
在中国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看来，中国垃圾焚烧企业经历了10多年前粗放运营招致社会反弹，到近年来环保监测和信息披露标准大幅提升的过程，一路走来积累的绿色治理经验，也应该伴随技术能力带到海外市场。
不过，当下中国产能过剩的现象也为他国提供了前车之鉴。马军说：“当垃圾分类和回收做得到位时，可焚烧的垃圾量就会减少，加快焚烧厂的饱和与过剩。这一点，东南亚国家一开始就须考虑在内，做好科学估算，避免一拥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