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台湾记者卷入与基层军人相关的共谍案,引发台湾舆论哗然,也显示近年相关案件不再只是单一军人遭吸收,而逐渐浮现一条横跨军方与社会的渗透链条。受访学者研判,中国大陆已成功运用网络科技精准甄别渗透对象的关系网络,且不再单纯为了搜集军事机密,更显现“为了统一之后的治理进行准备”的趋势。

过去一个星期,备受台湾新闻界讨论的案件,莫过于中天新闻记者兼主播林宸佑涉嫌利诱军人拍摄投共影片与刺探军事机密,涉违反《国安法》等罪遭羁押禁见。

这起案件源于高雄桥头地方检察署侦办海军陆战队陈姓中士持五星旗拍摄投降视频案。检调在核对金钱流向时发现,林宸佑的帐户与多名现役、退役军士官之间有异常往来,并牵连出多起官兵拍摄效忠解放军视频、泄漏军事情报的案件。

桥头地检署指出,涉案五名现役官兵遍布陆、海、空三军,不乏导弹与空防单位人员,多因个人债务问题,被大陆情报人员透过社群平台化名帐号接触,以金钱或虚拟货币为报酬,要求拍摄表态影片或交付指定信息。

由于官兵彼此并不相识,但资金往来却出现重叠,显示背后存在居中协调与转付的角色,林宸佑即被检方认定牵涉其中。林宸佑与涉案现退役军人共六人,上星期六(17日)被羁押禁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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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曝光后引发台湾社会舆论哗然。中国大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彭庆恩星期三(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这起案件时,则批评这是绿营滥用司法手段,打压政治异己。

事实上,台湾基层官兵遭吸收的案例,近年有明显增加趋势。 2024年,台湾高等法院审理航特部谢姓中校等人涉共谍案时,就发现其中多名现役军人被指因金钱利诱,拍摄“我愿意投降解放军”的心战视频交付陆方,作为效忠与配合的证明。

去年12月,又爆出曾任职马祖防卫指挥部的孙姓中士,因个人经济困境,于2022年间遭不明人士吸收,拍摄、传送包含作战计划在内的军事机密文件,换取约新台币6万元(约2580新元)报酬。

从上述案件可见,大陆对台吸收对象,已由过往偏重高阶军官、情报人员,逐步下沉至基层士官兵,且涉案者多因债务、生活压力而被锁定。

根据台湾国安局统计,2020年至去年4月,共谍相关案件起诉人数合计159人,其中现役及退役军人合计95人,占比约六成;95人当中,军官46人、士官27人、士兵22人,同样显示大陆锁定对象已不再局限于高阶军官。

值得注意的是,拍摄效忠或投降视频,在近年案件中反复出现。这类视频未必涉及军事机密,却具有高度心理战与象征效果,可于平时或战时反复使用,削弱军心士气,并对社会造成示范性冲击。

而这次新闻记者涉案的关键,在于当事人身份并非军人,却疑似扮演资金中介与转付角色,显示军中渗透不再局限于体制内部,而是延伸至媒体与社会网络。

台湾中天新闻记者兼主播林宸佑(图)涉嫌利诱军人拍摄投降视频与刺探军机,遭依涉犯《国安法》等罪羁押禁见。(取自林宸佑脸书)
台湾中天新闻记者兼主播林宸佑(图)涉嫌利诱军人拍摄投降视频与刺探军机,遭依涉犯《国安法》等罪羁押禁见。(取自林宸佑脸书)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占玺长期观察大陆对台统战与情报工作。他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分析,陆方对台渗透已不仅止于搜集机密或单一破坏行动,而是与未来统一及治理构想相互连结的长期布局,逐渐呈现出“为了统一之后的治理进行准备”的趋势。

王占玺指出,过去几年,大陆已广泛运用电子与科技手段,对台湾整体社会形势进行全面了解,透过搜集民众的网络行为与相关资讯,筛选可进一步接触的对象。北京去年正式提出“爱国者治台”说法,也显示可能正透过信息搜集与分析,描绘并界定未来治理架构下所认定的“爱国者”。

他认为,在这样的脉络下,若将渗透视为长期治理准备的一环,相关行动便不只针对军事体系本身,而是与对社会整体状态的掌握相互交织,也让台湾的保防工作“变得更复杂、更有挑战性”。

另外,也有观点认为,大陆渗透行动之所以能够精准锁定对象,仰赖的手法不排除是利用网络科技长期搜集与分析台湾社会大量资料。

台湾政府智库科技、民主与社会研究中心(DSET)星期三发表《威权凝视:中国的全球资料聚敛与系统性民主风险》报告,当中就提及,中国大陆人工智能(AI)服务搜集的风险,不仅来自使用者主动提供的资料,还包括模型透过分析所产生的推论性资讯。这类推论资料可用于建立个人或群体的行为轮廓,进一步描绘民主社会的意识形态断层与社群结构。

报告作者、DSET民主治理组副组长赖又豪在报告发布会上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也坦言,依照他的推断,这些应用服务所搜集的资料,确实可能被用于情报搜集用途。

不过,尽管台湾军方去年已公告,凡军方公务用的军、民资讯通信软硬件及服务,均不得使用中国大陆制产品,但台湾数位发展部资通安全署副署长周智禾回应本报记者提问时说,军人或国安人员个人使用的设备,“的确是法律上我们没办法禁止(大陆产品),我们只能宣导,或特别要求若个人手机装有相关应用,不得用来处理公务”。

从目前已揭露的案件来看,台湾基层士官兵为数万元泄密,到媒体人涉入资金转付,这些案例共同指向一个现实:共谍不再是少数高级涉密人员,而是被刻意设计、可复制的渗透模式;真正的风险,已不只是信息外泄本身,而是军中与社会逐渐累积的不安与不信任。

当这里案件一再发生,台湾所面对的挑战,已不只是如何完善法制或加重刑责,更是如何在不制造恐慌、不猎巫的前提下,重建制度信任与风险意识。否则,这场以信任为战场的渗透战,恐将持续消耗民主社会最脆弱、却也最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