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她背着相机只身来到中国，靠着一沓介绍信走进城镇和乡村，住进普通中国人的家中，甚至和12个男性同为长途客轮“室友”，在长江上漂了28小时。
陈彬彬那年22岁，刚从英国牛津大学法律系毕业。在一个华人属于少数族裔的国家生活了三年后，她迫切想找到答案：什么是华人？什么是新加坡人？什么又是中国？
在中国的11周，她走过上海、南京、武汉、福州、安徽等地， 拍下2000多张黑白照片。回到新加坡后，她用这些照片办了一场名为《另一个中国》的巡回幻灯片展。
之后的30多年，陈彬彬成为一名纪录片导演，鲜少踏足中国。直到最近，这批尘封多年的底片被重新发现。就在本周，她带着80张精选照片重返中国，参加今年的上海影像艺术博览会。这也是这些影像时隔35年后首次走出新加坡，回到中国展出。
这80张照片被划分为“年轻人”“城镇”“农村”“女性”四个主题，并以日历的形式呈现。翻开这四本日历，仿佛打开一枚封存已久的时光胶囊。
问陈彬彬为什么日历要命名为《总有一天》？她不假思索地说：“总有一天我要回来。”
在“年轻人”主题中，她记录下1990年代初人们脸上的希望和朝气：校园里起舞的男女、公园中相拥的情侣、大学食堂里用餐的青年学生……而在“女性”主题中，则呈现出另一种现实：在客厅用搓衣板洗衣的母亲、为孕妇接生的赤脚医生、等待堕胎的年轻女性。
“城镇”与“农村”两册并置，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直观而强烈：一边是上海和平饭店的爵士酒吧，另一边则是安徽农村用泥土夯筑的土房。
展览现场，参观者翻阅日历时，陈彬彬静静站在一旁观察他们的反应。听到有人讨论，她会悄悄走近侧耳倾听，有时也会主动询问他们的感受。
一名“00后”安徽女孩说，虽然自己1991年还未出生，但许多照片中的场景都与她儿时的记忆重合；另一名22岁摄影爱好者则注意到，即便在同一个空间内，当时的人们也展现出各不相同的姿态和神情 ，“这种状态在今天已经很难看到了”。
一对经历过1990年代的“60后”夫妻，则在照片中看见了熟悉的过往。“那些我们曾经习以为常的生活，被一个来自外面世界的人捕捉和记录下来，现在来看反而显得格外珍贵。”
尽管未受过正规的摄影训练，陈彬彬的镜头却在不经意间，将人们带回那个处于巨变前夜的中国。中国1992年开启市场经济改革，为何没有再回来，继续记录这个迅速变化的国家？
陈彬彬说，那段经历曾让她“受到创伤”（traumatized）。
住在农村，当地人连续几个月没有水，每天吃同样的干黄瓜炒肥猪肉，这些生活上的艰苦不是问题。真正让她难受的，是人与人的差异。
许多人看到她的护照，看她可以自由出行，都会问：“为什么你可以？为什么你有护照？”
“这让我感到了拥有和匮乏的差别。我既觉得自己幸运，又感到难过。他们不能自由离开，甚至无法离开村子；即便拿到了外国的奖学金，也无法出国……就好像被困住了。”
35年后再回来，当陈彬彬听到那名安徽女孩说，自己已经从农村搬到上海时，她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两年前，陈彬彬在长白山旅行时，曾听一位保洁员说起自己去过新加坡旅游。 “如今连一名保洁员都能出国度假，这说明中国真的变了，这让人由衷高兴。”
2026影响上海艺术博览会（PHOTOFAIRS Shanghai）5月7日至10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陈彬彬的作品位于二楼W02展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