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联合早报》75周年主办一场“跨世纪的文化对话”，邀请四位国际级的大师杜维明、余秋雨、高希均与陈瑞献，分别从文化、哲学、经济和艺术的角度，各发表专题演讲。
来自台湾的高希均教授讲题是：“从经济与文化面透视亚洲成长与波折”。那时候的新加坡还没有走出亚洲金融风暴的阴影，身为经济学者，高教授谈了经济的基本面与实质面，但他没有把一场席卷社会的危机，仅归结为经济数字。他谈文化因素如何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强调开放社会与开放心灵的重要性，最后提醒我们：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人民的生活品质。
在货币贬值、企业倒闭、失业上升的灰暗时期，高教授的积极态度与长远眼光，仿佛为在场者打开了一扇看得更远的窗。这种在困境中仍然坚守开放的态度，贯穿了高希均教授的一生。
高教授1936年出生于南京，少年时经历战乱，1949年随家人到台湾，在贫困中成长。1959年，他带着一张单程机票赴美深造，后来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威斯康辛大学任教30多年。关于贫穷与富裕、封闭与开放之间的巨大落差，使经济发展不只是他的研究领域，也成为他一生试图回答的问题：一个社会如何摆脱贫困，人又如何过上更有尊严、更有品质的生活？
从1960年代末开始，高教授经常回到台湾讲学，为公共政策提供意见，也把现代经济学介绍给更广大的华文读者。1977年，他以“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这一深入浅出的说法，说明资源有限、选择必有代价的经济学常识。这句话后来广为流传，也显示了他传播知识的一贯方法：把复杂的理论化成普通人能够理解，并且可以用来思考现实的观念。
然而，高教授并不满足于在大学里研究经济，或偶尔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他相信“观念可以改变一个国家”，也逐渐认识到，观念要真正进入社会，必须有媒体、出版、教育和公共讨论作为载体。
1981年，他参与创办《天下》杂志，之后发展为天下文化出版事业；1986年再创办《远见》杂志。高教授学的是经济，经营的却是一项文化事业。几十年来，他们引介经济、管理、科技、教育与人文领域的重要著作和思想，邀请世界级学者与思想家走进华人社会，也为公共知识分子提供发表与对话的平台。
个人事业已然成熟，高教授的目光却没有停留在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上。到了晚年，他仍然密切关注台湾的发展、两岸的和平以及华人社会的未来。他愈发强调，财富不是发展的终点，生活品质比财富更重要，而和平又是幸福生活最基本的条件。他常说：“格局，决定你的结局。”所谓格局，不只是把问题想得宏大，而是越过眼前的得失，看见一个社会更长远的需要；不只关心自己所在的台湾，也把整个华人世界放在心上。
他的影响力也延伸到中国大陆，如今在上海交通大学，就有两个以他命名的地方，一个是高希均阅读空间，一个是今年6月启用的高希均人文空间，两者共同秉承着高教授“读一流书，做一流人，建一流社会”的教育理念。
高教授与新加坡有很深的缘分，在这里有许多相知多年的朋友。今年3月过世的郭振羽教授就是他半世纪的挚友，接到噩耗，高希均教授当天就给《联合早报》写来一篇纪念文章《一位知识分子的选择与新加坡软实力的行程—记与郭振羽50年交谊》。
格局很大，待人的心却很细，他是一位重情重义的知识分子，珍惜朋友也爱护后辈。多年来，早报同仁到台北探访，他都会在松江路的93巷人文空间接待。每次相聚，他总会问起新加坡的发展，不吝分享他对亚洲和世界格局的看法。
今年3月，最后一次到93巷人文空间看望他，高教授送我一套他的作品集，他又担心书太重，我搬不回新加坡，说可以请同事随后邮寄。我最后还是把那套书带了回来。当时没有想到，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如今再翻看这套书，想到的不只是高教授数十年来留下的文章和观念，也想起他对朋友和后辈的温厚。他有经济人的理性、社会人的关怀、文化人的胸襟；但在这些身份之外，真正让人怀念的，还是那个始终关心世界往哪里走，相信人可以看得更远、社会可以变得更好的高希均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