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经济学者陈光炎指出，由中国地方政府推动战略产业发展的“合肥模式”，孕育出长鑫科技等企业，与硅谷风险投资寻求资本回报不同，它更看重提升国家整体战略能力，以摆脱“卡脖子”的困境。
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陈光炎，星期四（8月13日）在南大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举办的公开讲座上，围绕以中国安徽省会合肥为代表的地方政府投资模式，剖析中国发展战略产业的思路。
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制裁中兴通讯带来的惨痛教训，成为北京走向科技自主的重要转折点，中国舆论当时充斥着挫败情绪，广泛讨论“缺芯少魂”的问题，中国领导人也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国发展的优先事项。
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合肥模式。陈光炎说，很多人认为，中国只是提供补贴和低息贷款，扶持特定企业，但在合肥模式下，地方政府实际上结合了“风险投资人、投资银行、产业规划者、生态系统构建者”这四重角色。
他解释，政府资金在这个模式中成为催化剂，它的基本机制是，政府锁定特定产业后进行投资，再吸引民营资本加入，进而形成产业集群并做大规模，随后政府退出，资本得到回笼后再投入到下一个产业。
陈光炎说，一些行业的成长需要10年、15年，资金需求巨大，技术上面临极大不确定性且投资回收期漫长，民营资本往往持观望态度，“正是政府参与进来降低风险，扮演了关键角色”。
总部设在安徽合肥的长鑫科技就是一个例子。这家由合肥国资体系注资扶持的科技企业7月27日上市，首日便登顶中国新股王，目前已是全球市值最大的中国企业，在动态随机存取存储晶片（DRAM）领域成为有力竞争者，市场份额仅次于韩国三星、SK海力士和美国美光科技。
安徽长期扶持新兴产业获得回报，今年上半年首次跻身中国经济10强省份，这也让“合肥模式”受到各界关注。
陈光炎指出，合肥模式与硅谷的风投模式有相似之处，但硅谷主要寻求资本回报，“合肥政府要的则是吸引额外投资，建立工厂，创造就业机会、税收，并且打破韩国与美国的垄断。”换言之，中国的合肥模式，寻求的是“国家能力回报”。
至于合肥模式的缺点，陈光炎不讳言，“当一个合肥成功后，就会出现100个合肥”，各地政府相互效仿，发展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机器人等产业，最后导致供应过剩，官方又得进行干预。
盲目跟风的问题已引发北京关注，去年1月公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省级政府统筹地方基金，根据当地产业基础和财力确定投资方向，“防止重复投资和无序竞争”。
中共中央党报《经济日报》8月初连续八天，在头版刊登“突破瓶颈发展未来产业热点问题探析”系列文章，其中也提到未来产业势头向好的同时，也得防止一哄而上。
在回应与会者提问时，陈光炎进一步解释，合肥模式借鉴硅谷风投模式，但根据中国国情进行了调整。
他说，政府在中国扮演更大的角色，中国政府中也有许多相当聪明的高层官员，这都是中国的优势，也让合肥模式得以成功。“在美国，如果你很聪明，你通常不会进政府，而是去华尔街赚大钱。”
陈光炎还指出，合肥模式可能伴随贪腐等问题，但中国愿意承担一切负面后果、成本和不利影响，因为中国认为，为了最终的积极成果，即能够在全球经济的重点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付出这些代价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