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星期一（8月17日）在北京举行前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一天后，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遗体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相隔一天的两场政治仪式，让1990年代至本世纪初主导中国政治经济转型的“江朱时代”，再次成为观察中国改革路径的窗口。
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江泽民的讲话中，高度评价江任内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及扩大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等政绩。
官方星期二（8月18日）公布的朱镕基生平，则进一步勾勒出官方对“江朱改革”的完整定位。
朱镕基的副总理和总理任期被形容为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除宏观调控和经济“软着陆”外，通告详细肯定分税制、金融体系重构、国企改革脱困、社保和住房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等工作，并强调朱镕基主持完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为进一步扩大开放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创造条件。
结合两份官方评价来看，江朱时期并非被定义为单纯的“市场化”年代，而是在坚持中共领导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前提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强化宏观调控和扩大对外开放，完成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转型。
习近平星期一也特別强调，“新征程上”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并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换言之，北京不仅高度评价了江朱时代的改革遗产，更把它继续纳入改革开放的历史谱系；而真正产生变化的，是改革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国家、市场和党的角色排序。
台湾致理科技大学国际贸易系教授张弘远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把江朱时代最重要的经济遗产概括为“坚持了市场化改革”。
他认为，当时改革的一项重要背景，是中国大陆对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无法有效带动增长和现代化的失望，“那既然不行，那就试试看西方吧”，由此形成更重视市场机制和对外开放的政策方向。
张弘远指出，这套逻辑延续至胡温时期，但习近平时代的政策重心已有变化。市场没有被放弃，不过国家能力、党的领导、安全与发展等目标权重提高。他形容：“江泽民开了一个局，习近平用另外一个方式把它做结尾。”
这种变化在国有经济上尤其明显。江朱时期通过“抓大放小”等方式整顿低效国企，张弘远形容，当年留下的国有资产，到了习近平时代成为“一根又一根的钉子”，被“钉在那些经济高地或者是具有垄断能力的环节当中”；民营经济则继续承担创新和效率功能。
张弘远指出，江朱时代的改革，是为了摆脱计划体制面临的上下级信息失真、资源配置低效等问题；而今天数字技术、实名制和电子支付普及，大幅提高国家获取社会经济信息的能力。因此，今天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扩大，反映的其实是治理工具和国家能力发生变化。
不过，市场化改革在提高经济效率、推动增长的同时，也带来贫富差距扩大等分配问题。
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在1980年代曾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参与政治体制改革政策设计及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起草，被视为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智囊之一。
他今年6月在台北公开演讲時时，就把这个问题称为一种“财富的悖论”。“你能不能做到就是不用市场机制，然后也能让贫富分化减少呢？结果呢，你要么是贫富分化，要么是普遍贫穷，就在这两者之间摇摆。”
这也为近十余年中国逐渐提高社会公平、收入分配以及共同富裕议题的重要性提供了一层观察角度。
不过，无论国家与市场之间如何摆动，吴国光认为，中共政治制度存在一个更深层的连续性，也就是共产党执政“这一条是不可被改变的”。
从这个角度看，江朱时代与当前并不是两套制度的更替，而是在中共持续掌握政治权力的前提下，市场、政府、专业官僚与党之间的相对位置发生变化。
此外，外部环境也拉大了两个时代的差异。
张弘远认为，江朱改革恰逢冷战结束和全球化扩张，美国对华采取接触政策，中国扩大开放并加入世贸组织（WTO），“全球化的红利中国才吃得到”。但北京当前面对的则是中美竞争、科技限制和供应链调整加剧，科技自主、产业安全与风险防范的重要性随之上升。
习近平在纪念江泽民的讲话中，也把深化改革开放与“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同时列为新征程上的要求。
张弘远认为，这也使习近平此时重新高规格纪念江泽民具有另一层观察空间。“中共非常强调执政连续性，此时重新肯定江泽民，可视为是把前一阶段留下的‘政治遗产’，重新转化为当下可以继承的‘政治资产’。”
他进一步研判，如果把这次纪念叙事与明年中共二十一大联系起来看，北京可能正在寻找一套兼顾现有治理框架与扩大开放的新论述，也就是“习体制下的再开放”。
张弘远认为，二十一大后的中国仍可能延续江泽民时代留下的部分对外连接方式，“持续地对世界开放，继续在市场方向来深化改革”。不过，这种开放不会简单回到江朱年代，而是在已经形成的习近平时代治理框架下展开。
江朱时代已经谢幕，但它留下的市场化与开放遗产，并未因此退出历史舞台。接下来更值得观察的，是当前这一代领导核心，将如何运用这笔“政治资产”为二十一大后的新一轮开放寻找历史依据，也为“新时代”的改革赋予新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