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座小城本月先后公布当地党政“一把手”等数百名官员的个人手机号码。中共党刊指如此大规模公开在中国并不多见，肯定这是“有益举措”的同时，也担忧如果只是“一公了之”便可能沦为“新的形式主义”。
湖南省常宁市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上星期五（9月25日）以“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为由，向“全市广大市民朋友”发布通告，公布132名市级、市直部门及乡镇街道主要领导手机号码，其中包括中共常宁市委书记、市长等当地主政官员的个人手机号码。
常宁是湖南衡阳市代管的县级市，有约75万常住人口。上述通告提醒民众，当地党政领导因会议等公务活动，可能有接听电话不便的情况，可采用短信方式沟通。
地处中国最西北边陲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9月12日也集中公开202名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涵盖县“四套班子”领导28人、县直部门单位领导84人、乡镇领导90人。
新疆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新媒体账号“新疆发布”9月17日引述哈巴河县宣传部长王玉丽称，此举“旨在让群众快速对接对应部门和领导，高效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哈巴河县委书记丁志春已接到九通来电和六条短信，诉求包括务工人员工资发放、农牧民占地补偿等民生问题，丁志春批示后已转相关单位处理。
面向基层的中共党刊《半月谈》9月20日发表评论员文章称，基层干部公开手机号码并非新鲜事，但如此大规模、集中式的公开仍不多见。自四川省青神县1998年公开党政干部电话号码以来，中国多地数年来都有陆陆续续进行相关尝试。
文章肯定这项举措搭建起民众和官员之间的“诉求直达”通道，“是一种接地气的基层治理创新”，但也提出警惕：“个别地方在实践中存在‘一公了之’现象：网络热度一过，电话打不通、没人接，群众反映的问题石沉大海，不仅没能解决问题，还损害政府公信力。”
《半月谈》细数，官员公开号码后，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及时跟进：“群众反映的问题如何纳入基层治理体系？干部有限的精力如何应对大量来电？一些复杂诉求是否会超出个人职权范围？干部职务调动后，联系号码如何做好交接？”
文章因此提出担忧：“如果这些后续机制跟不上，一项好的举措也可能沦为新的形式主义。”
今年6月，曾在2022年高调带头公布个人手机号码的安徽亳州原市委书记杜延安，在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秘书长任上落马。曾经的“网红亲民书记”如今人设崩塌，成了外人眼中的“作秀官员”。
同样在6月，澎湃新闻拨打被公开过的五省10名地方领导干部电话时，区县党政“一把手”的电话均无法接通，仅一名最基层的乡党委书记电话可以正常接听、受理民众诉求。
不愿具名的中国学者告诉《联合早报》，如果领导干部“一把手”公布手机号，“群众很明显会优先选择打他的电话”，表面看很民主很亲民，有良好的初衷，却意味着相关职责部门被架空。“领导干部的手机成了‘12345’（中国各地的政务服务热线），那问题就来了：你的本职工作还有精力去做吗？”
这名学者呼应《半月谈》文章指，公布领导干部个人手机号本质上就是一种新的形式主义。“这种做法违背行政规律，违背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它总体来说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最后往往烂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