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如何杀出重围?首先要看得懂,其次要胆子大,最后得有耐心。

在安徽省会合肥,核聚变企业星能玄光总经理杨智达站在一台外形酷似巨型哑铃的核聚变装备前,以这三个条件概括这座城市的崛起之道。

杨智达的目标,是在2035年打造百兆瓦级聚变工程堆,推进核聚变电力商业化。两年前投身创业的他向《联合早报》笃定地说:“如果不赌,就会变得很平庸......这叫战略上的押注,合肥能看懂未来产业。”  

合肥核聚变企业星能玄光总经理杨智达盼望在2035年打造百兆瓦级聚变工程堆,实现核聚变电力商业化。他身后是一台外形酷似巨型哑铃的“先进场反磁镜聚变装置”(FLAME),被形容为高效的“能量法棍”。(林展霆摄)
合肥核聚变企业星能玄光总经理杨智达盼望在2035年打造百兆瓦级聚变工程堆,实现核聚变电力商业化。他身后是一台外形酷似巨型哑铃的“先进场反磁镜聚变装置”(FLAME),被形容为高效的“能量法棍”。(林展霆摄)

如今,合肥已是中国核聚变产业的重镇之一,汇聚至少70家上下游企业。而核聚变仅是安徽押注新兴产业的最新注脚——从半导体、显示板到新能源汽车,一批又一批产业近年来相继在这里发展壮大,让这个昔日被视为长三角陪跑者的中东部省份,逐渐站到中国经济版图的聚光灯下。

今年7月,合肥存储晶片制造商长鑫科技上市后登顶A股市值榜首,将安徽推入大众视野。安徽的地区生产总值(GDP)今年上半年则同比增长5.6%,跻身全中国10强。

曾被调侃没有存在感的安徽,如今成了黑马逆袭叙事的主角,引发外界追问:安徽究竟做对,或赌对了什么?

三笔投资撬动翻身之路

安徽的发展历程并非一路顺遂。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毗邻的上海、江苏和浙江经济率先起飞,对安徽形成人口虹吸效应。安徽长期作为劳动力输出大省,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转折点出现在2000年代中期。2005年,合肥确立“工业立市”战略,陆续吸引海尔、美的等家电巨头落户,逐渐成为中国的主要家电生产基地之一。

随着工业基础壮大,合肥陆续作出三项备受瞩目的产业投资:2008年,引入深陷亏损的显示面板制造商京东方;2016年,出资推动存储晶片制造商长鑫存储成立;2020年,出资支持陷入财务困境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商蔚来落户。  

今年7月,长鑫科技上市后登顶A股市值榜首,将安徽推入大众视野。图为长鑫存储位于安徽合肥的园区。(中新社)
今年7月,长鑫科技上市后登顶A股市值榜首,将安徽推入大众视野。图为长鑫存储位于安徽合肥的园区。(中新社)

这三笔投资均有地方国资深度参与,京东方、长鑫和蔚来后来都快速发展,交出亮眼成绩。这套发展模式被称作“合肥模式”——地方政府以国资为先导,通过市场化方式投资、入股企业,推动项目落地和产业集聚;待适当时候再退出,并将回收的资金投入新企业。

相较于土地和税收优惠等传统招商方式,这套模式主张以资本撬动产业发展。随着几笔关键投资收获丰厚回报,“合肥模式”声名鹊起,为合肥赢得“最牛风投城市”等美誉。

在一些人看来,合肥是幸运地“赌”对了赛道;但杨智达认为,这背后是对前沿科技的判断力:“合肥敢押注未来才会爆发的产业,连续几次押对了,(这说明)合肥领导的科创素质是高的。”

杨智达本人讲求务实,办公室里刻意不摆沙发,原因是“躺在沙发上说的话都是闲扯”;而合肥干部的办工风格正好与他契合。他分享说:“他们效率很高,不跟你扯官话、废话……我创业以来和他们沟通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喝过酒。”

官员的专业判断力,则离不开当地的科研土壤。为地方官员提供招商引资咨询服务、曾接触合肥官员的招商领域自媒体“招商引资内参”创办人王乐受访时说,合肥坐拥中国科学院直属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大),拥有丰富的科研资源,为前沿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这些科研条件尤其为产业决策提供了专业依据。王乐说:“(合肥)的产业判断已经很完善了,从领导个人转向一个班子,甚至更多地去相信科学家的判断。” 

安徽的后来居上,也有区位条件和时代机遇的助力。随着长三角经济发展、生产成本上升,上海、江苏和浙江的部分制造业自2000年代后期逐渐转移到周边地区。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进一步促进安徽融入区域经济。

王乐提醒,安徽的崛起不能忽视长三角产业外溢带来的机遇。“它如果不在长三角,产业发展未必会那么成功。” 

“芯屏汽合”背后 是心平气和谋突围

安徽近年来产业结构逐渐转型,城市面貌也出现新气象。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安徽跃升为中国汽车制造第一大省。

安徽原本就有江淮、奇瑞等本土车企,2020年引入蔚来后,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壮大,比亚迪等车企也陆续布局安徽。去年,安徽的汽车产量达368万辆,跃居全中国第一。

其次是电子信息产业的升级。2008年京东方落户合肥,带动了新型显示产业发展,包括面板、偏光片、显示光源等环节。之后,安徽进一步布局半导体产业,包括启动长鑫存储项目,发展动态随机存取存储晶片(DRAM)制造。长鑫今年7月上市,被业界视为中国本土存储晶片自主化的里程碑。

安徽在晶片、新型显示、新能源车及人工智能融合产业的布局,常被概括为“芯屏汽合”——这既是四大产业的缩写,也与“心平气和”谐音,呼应了以耐心谋突围的发展思路。

“耐心”,正是数名企业家谈及合肥发展时反复提及的关键词。这不仅体现在已相对成熟的“芯屏汽合”产业,也延伸至核聚变、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

聚焦核聚变领域高温超导材料的科创企业临界领域联合创始人韩秋受访时就说,自己对“合肥模式”的具体运作并不特别熟悉,却认可这套模式背后的理念:“(政府)不会因为你离赚钱还很远,就低看你一眼”。

临界领域去年10月从合肥的创客孵化空间起步,不久后迁入高新区办公楼并投产,如今场地又要不够用了。韩秋把公司的快速成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政府在企业服务方面的扶持。

她说:“传统企业慢慢式微,科创企业周期却很长……(但政府)已经下定决心,去承受好几年的等待和前期投入的代价,去培育未来产业。”  

临界领域联合创始人韩秋在合肥创业,公司重点研发用于核聚变领域的高温超导材料。(林展霆摄)
临界领域联合创始人韩秋在合肥创业,公司重点研发用于核聚变领域的高温超导材料。(林展霆摄)

在高新区另一角落,已扎根合肥10年的生物医药企业中盛溯源,则见证了安徽长期产业布局带来的深刻变化。

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俞君英受访时说,10年前合肥还像个小县城。但过去10年,政府除了推动“芯屏汽合”产业,也持续投入生物医药和其他产业,“投早、投小,不同领域都涉及……眼光很准,瞄准未来,不看短期”。  

昔日称南京为“徽京” 如今更多人愿留在合肥

随着安徽逐渐崭露头角,人们对它的印象也悄然改变。身为安徽人的韩秋,对此深有体会。

韩秋打趣说:“(江苏省会)南京距离安徽很近,长久以来被称为‘徽京’,以前很多安徽人都去南京工作,好像那里才是安徽省会一样。”

但如今,她观察到更多人回流合肥。她说:“这里发展起来后,给了大家另一项选择,不用离开家乡。”

韩秋尤其喜欢这里的科创氛围:“大家都很年轻,都在一起创业,讨论理想和生活。”

记者走访合肥高新区中安创谷科创园区时,确实随处可见年轻面孔;在市中心,步行街的商业氛围也相当活跃。不过,在城市硬体建设和国际化程度方面,合肥与邻近的上海仍有明显差距。

在市区逛街的陈姓上海游客就向记者直言:“这里感觉还像90、00年代。在最繁华的地方,一些地砖都是碎的……感觉发展速度没想象中快吧。”  

合肥市中心步行街人气颇旺,但有游客认为,城市硬体建设偏老旧,时尚感与繁华程度与一线城市有显著距离。(林展霆摄)
合肥市中心步行街人气颇旺,但有游客认为,城市硬体建设偏老旧,时尚感与繁华程度与一线城市有显著距离。(林展霆摄)

谈及生活品质,韩秋也坦言合肥的短板十分明显:“距离成为繁华大都市,(合肥)在文化上还差很远。(人们)想要有一些业余的生活、娱乐,但这些还很匮乏。”

安徽的赶超之路尚未走完。王乐指出,无论是科创或产业人才,安徽和江苏、上海相比“明显不是一个量级的”,产业链完整程度也仍不及江浙沪。

王乐如此判断:“合肥这几年在聚光灯下,人们可能感觉它有几张名片,但论真正含金量,未必一定合肥是最厉害的。”他指出,其他地方走出了不同的发展思路、理念和方法,也难以简单分出高下。  

“合肥模式”的狂热与祛魅

“合肥模式”带动安徽经济提速发展,近年来成为中国各地研究和效仿的对象,但也经历了从受追捧到祛魅的过程。

“招商引资内参”创办人王乐忆述,合肥2020年签约投资蔚来汽车,蔚来股价之后一路强势飙涨,让合肥获得了超额收益,也吸引许多地方试图学习“合肥模式”。  

2022年底冠病疫情管控松绑后,奔赴合肥取经的人络绎不绝。王乐形容:“那个时候学习‘合肥模式’简直来到一种疯狂的(状态)”。

不过,这股热潮如今已过了顶峰。王乐指出,各方的讨论逐渐趋于理性,人们意识到“不能光看到合肥投资蔚来和长鑫赚了很多钱,其实也有失败的案例”。

一个较显著的例子是,合肥曾在2007年引进明星船企江苏熔盛重工,还砸重金改造航道提高运输能力。然而,航运市场2012年前后萎缩,熔盛重工陷入债务危机,项目随之受挫。

今年5月,围绕科技企业追觅科技的“崩老头”风波,又引发外界对地方政府基金招商的审视。追觅创始人俞浩当时被指通过夸大式营销,诱导急于招商的地方政府注资,如同对地方政府“崩老头”(网络用语,指哄骗、榨取)。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长聘教授聂辉华在一篇文章分析,基金招商最后可能演变成双输的政企伤害,原因之一是政府亲自下场搞风险投资,违背了一般性市场规律,“政府投资者并不能比市场主体更好地识别和甄选前沿的技术方向或产业模式”。

不过,中国官方近期已开始为基金招商降温。今年6月,中国国务院发布指导意见,明确严控新设政府投资基金,县区原则上不得新设。国金证券研究所一份报告指出,此举旨在区分真假“合肥模式”,遏制一些地方借产业基金之名,进行财政补贴和利益输送等操作。

对于“合肥模式”的可持续性,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陈光炎受访时分析,第一代“合肥模式”涉及规模较大、集中度较高的战略性投资,但简单重复过去做法的风险越来越大。

陈光炎解释,大规模投资会产生较高的集中度风险,而中国不同城市之间争夺优质企业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同时,地方政府也面临日益严峻的财政和债务约束。

他认为,“合肥模式”未来须减少对几个轰动性大项目的依赖,降低资本密集度,提高技术密集度,实现更多元化的投资布局。  

“合肥模式”崇拜虽已消退 地方政府经历“思想洗礼”

虽然外界对“合肥模式”的盲目崇拜已退潮,但王乐认为,关键在于“大家已经在‘合肥模式’的影响下,完成了思想层面的洗礼”。

他说:“大家意识到,除了传统的比拼税收返还之外,要帮助企业解决它们关心的资金问题,(还有)市场化的手段。”

回看安徽的崛起,这条发展路径也不失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缩影。王乐说,随着房地产和基建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制造业、科技创新和产业投资更受重视,“这三点加起来,似乎就是合肥这些年走过的路......某种意义上,合肥成了中国的一个试点”。  

核聚变是安徽重点布局的前沿产业之一。图为位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有“下一代人造太阳”之称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BEST)在夜间点亮。(路透社)
核聚变是安徽重点布局的前沿产业之一。图为位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有“下一代人造太阳”之称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BEST)在夜间点亮。(路透社)

酝酿着核聚变能源商业化的星能玄光总经理杨智达就愿意相信,这座城市押注未来的定力,还会换来更多回报。他的厂房伫立着一台名为“先进场反磁镜聚变装置”(FLAME)的设备,绕开了主流核聚变技术路线,寄望以较低成本造出“小太阳”。

这场探索胜算几何还不确定,但他自信地告诉记者:“很多未来产业不是今年爆发,不是明年爆发,要等一段时间。耐心是非常重要的品质......我相信合肥未来还是能再次押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