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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文学节”结束,我们邀请作家谈对文学节的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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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文学节开幕礼后,教育部长王乙康(后排左八)与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管理层、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负责人、世界华人文化交流会负责人,以及作家们合影。(梁伟康摄影)

  格非:弥足珍贵的经历

在来之前,虽然对于新加坡的政治、历史、文化和社会状况一直怀有强烈的兴趣,但却没有认真系统地做过研究。另外,在清华大学留学的东南亚各国的研究生,也有相当多的论文选题涉及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文化与文学。因此,有机会来新加坡,与当地的文学界同行交流,对我而言是弥足珍贵的经历。

在新加坡期间,我出席早报文学节的开幕典礼,并作主题演讲;参加书展活动,与当地的文学爱好者进行了很有意义的交流;联合早报还特意为我们安排座谈会,使我们有机会向新加坡作家协会及文化团体的同行们请益。通过与新加坡文学界的对话,我对新加坡传统语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基本状况,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迟子建:表扬的话被误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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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绝没有说新加坡产生不了好的文学。(陈福洲摄影 )

《联合早报》创刊95周年的文学节,促成我的首次新加坡之旅。在一周的时间里,我从牛车水到圣淘沙,从图书馆到美术馆,徜徉在棕榈滩和霓虹闪烁的酒吧街,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做《以文字收拢时代速度的缰绳》的主题演讲,与听众近距离交流,是一次极其愉快的文学之旅。

我不用微信,归国后有朋友说我在新加坡演讲后的听众提问环节,我曾说在新加坡这样一个治安如此好,如此美丽富庶之地,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可能没那么大的便利,因为文学是和苦难相连的,据说引起个别作家的异议。在此我借此澄清,我绝没有说新加坡产生不了好的文学,而是说在这样一个地方,写作的挑战性会更大,这其实是表扬的话,不知怎么被误解为批评,可见交流是多么的重要!新加坡的历史不是没有苦难,所谓光鲜的生活下当然也埋藏着人类共有的生老病死的日常苦难,而这都是写作的资源。在此衷心祝福《联合早报》长青,希望它百岁时,我们能在这个鲜花的国度再聚。

  黄凯德:重要是内在风景

文学节有外国作家朋友觉得,新加坡这座城市过于沉闷安逸,似乎不宜也不适文学的生产。这样的言论,姑且不论当中明显的盲点,用来原谅自己的无能为力,相信了反而会得到慰藉。但是,文学作为一种“风物”,大环境的气候水土仅仅只是一道帷幕,唯物不若唯心,更重要的或许还是写作者内在的风景,那里可以是风和日丽,也可以是雷电交加,无鱼不是因为水清,而是不懂得如何游成鱼。

  英培安:真正关心本地华文文学的人很少

我参与两场节目,一是开幕的个人专题讲演,另一是与两位资深作家一起谈七八十年代的文学状况。发现这场座谈出席的人不多,都是中年以上熟悉的文友,只有几个年轻人,常出现在座谈会上的外来移民几乎没有。有人说可能是地点的缘故,但是,我的感觉是,真正关心本地华文文学状况的人其实很少。

当然,文学创作是个人的事,有多少人关心,并不影响作家的作品,但是多一点人关心,对作家毕竟是一种鼓励,主办当局能想点办法吗?或者,继续办下去,让本地读者多一点机会接触新华文学作家,认识他们的成绩,就是最好的办法。

  朱耀伟:双城可以对倒

新加坡与香港常被认为商业主导,文化难免被边缘化,人民更往往误信自己身处文化沙漠。

新港两地在商业上可能是竞争对手,但在文化上却其实早有因缘,双城原来可以对倒。比方,新加坡作家英培安曾旅居香港,在香港报章发表作品与专栏,香港作家刘以鬯曾在新加坡与吉隆坡担任报刊编辑,其南洋时期作品别树一格;香港的邵氏兄弟影业公司与新马关系密切,1955年第一部以邵氏名义出品的粤语片《星岛红船》乃在新加坡摄製;和声歌林唱片公司1952年在香港推出第一批四张标榜为“粤语时代曲”的七十八转唱片,对象主要是新马市场。这次有机会在新加坡引介香港粤语流行曲,实在感到万分荣幸。

  李国梁:下南洋现代版,灵性与现实的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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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梁(左一)与读者漫步市政区。(龙国雄摄影)

这次早报文学节与新加坡书展,我主导两场活动:“我的导游是作家”的市政区导览,以及“小坡记忆拼图”分享会;给予我最大的思想撞击,是现代“下南洋”的分野,或者称为文学的地缘性。

中华区的作家保持近年来的一贯作风,将国内的创作理论与哲学观点带到本地。讨论这些硬道理的当儿,免不了将自己提升至某个高度,展现文字的启发性的魅力。

新马作家身处不同的空间,将哲学融入平实的生活中,展现南洋的一贯特色:阳光,色彩,土壤,温度。人口流动,地貌迁移都足以组构共同记忆,感染人心,思索未来。

无论走哪一条创作路线,都离不开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所带来的心灵触动。

  周德成:黑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一代人做一代事。早报文学节,是黑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我们用它来寻找光明。

黑是时代刻在我们记忆的一抹墨痕,黑曾是纸媒一排排的铅字,黑当是涂鸦后的精彩。在黑屏以前。

文学能使原来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

最好的文学,是自己看着镜中既熟悉又陌生的自己,影像背后的黑暗有一点灵光。那道灵光或是自己念念的初心,或是某种创造性的未知,又或是很多个黑夜凝聚成的一个早晨。

  林少华:从事文学是幸福的

摘录卡尔维诺的两句话,献给早报文学节:“我对于文学的前途是有信心的,因为我知道,世界上存在着只有文学才能以其特殊的手段给予我们的感受。文学万岁!”

文学涉及人的情感世界、灵魂品味,所以一个人能有幸从事文学,是非常有价值也非常幸福的。

  梁靖芬:唤醒记忆的凉澡

新马写作人对两地文学发展的现况还是有些陌生。我们熟悉的,似乎仍是久远的名字与作品,以及彼此过去的伤痛与挣扎。这当然也很重要,它是我们今天之所以持续下来的土壤,它让“我们”成为不同于其他中文地域的“我们”。但我也很想理解彼此的现况,想有机会阅读邻国最新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新生代写作人的中文创作——我坚信他们的存在,只是需要更多曝光的机会。谢谢早报文学节给了这样的机会。

听开幕礼的两场主题演讲,让我回想起从前,刚有能力聆听成熟的创作者分享创作经历的那些细微,但后劲很强的兴奋。有时我们太过安于熟悉的日常、熟练于某类写作模式,以致忘记了看待世界的其他角度,忘记共鸣的悸动。可是一旦记忆唤醒,感觉开花,就像大热天洗了一个清凉的澡般,又可以继续踏实笃定地努力下去了。这就是活动的意义吧。

  陈志锐:文学节能改良文学土壤

年少的时候写过新华文学改良刍议,一个常年的国际化的文学节肯定有能力改良新华文学的土壤,让我们培植更多的幼苗,茁壮更多的成株。

  须文蔚:文学可以很在地化地推动  

我知道华文的推动在新加坡是相对困难的。早报文学节让我感受到,有个强有力的媒体在后面推动,知道只有通过“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才有可能往前再进一点点。

正式参与之后,让我印象比较深刻也感动的是,看到文学可以很在地很生活化地推动,比如文学与旅行与都市的关系,将文化与行走结合,是很好的方向。主办单位也慎重其事,把在地最重要的作家也都邀来,不管是演讲还是活动。更重要的是看到年轻人参与,这就是文学的希望。

  叶孝忠:文学节可尝试好玩的东西

新加坡的语言环境很艰难,举办文学节,有一定的意义,肩负起责任推广阅读和文学。

如果想要吸引更多年轻人,我和李国梁的文学导览,其实就是要把文学带入生活中,让文学更贴近生活。

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接触文学,我想文学节除了可以传统地邀请作家讲座,也可以尝试好玩的东西,比如行走和美食,通过体验性的活动激起人们对文学的好奇。

生活中其实有很多文学时刻,不要让人听见文学就害怕,这不仅是针对年轻人,成人、年长者也都愿意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感受文学。

文学的本质就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

  曾翎龙:影响会在某特定时刻显现

新华文学有过叫人缅怀的好时光,而当时光不再,与其沉浸旧时辉煌,不如从现有的资源里抬眼,想望未来的景致。第一届早报文学节正是在这样的期许里,成功开始了新的长征。这是一个好的契机,我们看到新加坡年轻写作者渐渐冒头了,南大中文系每年都录取逾百名新生,许多资深作家文友,依旧锲而不舍为文学付出。

文学节的影响也许不是即时的,但会在某个特定时刻显现意义。文学节邀请的作家,他们的言行、创作和神采,会被出席者感知、记住。就像一颗颗种子,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在哪一亩田发芽成长。

  牛油小生:世界赚了一次

文学从来就不是要给人答案的,它抛出种种问题,逼我们思考。一个文学节的意义,大概是让人得以集中反思,进而提出更多问题。

文学节不是表演,甚至让举办人亏钱,但正是在这个功利的时代,每有人亏一次,世界就赚一次。

  孙爱玲:聆听让人平静反思

文坛的兴盛不是靠一个人,而是一组一组人去开始、推动、耕耘、合作和接力。

此次在作家身上,看到他们的成功秘诀,就是“努力”。我把听到的感觉回顾一下:迟子建娓娓道出文学和时代的节拍,她说文学成为大地的拾穗者,我觉得作家其实就是他本土的拾穗者;听格非说话,我明白他写《春尽江南》《人面桃花》等背后的厚实哲学和文学基础;听林少华说如何翻译42本村上春树,十多本其他日本作家如夏目漱石、三岛由纪夫等作品,乃是坚持很有纪律的工作和歇息;朱耀伟说香港粤语流行曲,用历时的社会历史事件作断层的分析,资料展示丰富。聆听让我平静的反思,没有捷径,如果你要再次起步。

此次难得和英培安、谢清一起谈七八十年代那个“风起云涌的文学世代”,当时创作的土壤肥沃,园地缤纷,报纸副刊纯文学色彩浓,如今回顾大家的成绩单,说起往事还可津津乐道,坦诚相对。

  谢清:视听器材相助

错失文学节的开幕典礼,因健忘之故。但赶上其后的专题演讲。获益不浅。只可惜讲者都没有视听器材相助,有些内容较为干燥,难免有些冷场。听众倒是很用心。

及后组织机构招待各地作家参观摩天轮及用晚餐,作家们遂利用这时间交流,大家畅所欲谈,其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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