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文学节”结束，我们邀请作家谈对文学节的感观。
格非：弥足珍贵的经历
在来之前，虽然对于新加坡的政治、历史、文化和社会状况一直怀有强烈的兴趣，但却没有认真系统地做过研究。另外，在清华大学留学的东南亚各国的研究生，也有相当多的论文选题涉及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文化与文学。因此，有机会来新加坡，与当地的文学界同行交流，对我而言是弥足珍贵的经历。
在新加坡期间，我出席早报文学节的开幕典礼，并作主题演讲；参加书展活动，与当地的文学爱好者进行了很有意义的交流；联合早报还特意为我们安排座谈会，使我们有机会向新加坡作家协会及文化团体的同行们请益。通过与新加坡文学界的对话，我对新加坡传统语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基本状况，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迟子建：表扬的话被误为批评
《联合早报》创刊95周年的文学节，促成我的首次新加坡之旅。在一周的时间里，我从牛车水到圣淘沙，从图书馆到美术馆，徜徉在棕榈滩和霓虹闪烁的酒吧街，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做《以文字收拢时代速度的缰绳》的主题演讲，与听众近距离交流，是一次极其愉快的文学之旅。
我不用微信，归国后有朋友说我在新加坡演讲后的听众提问环节，我曾说在新加坡这样一个治安如此好，如此美丽富庶之地，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可能没那么大的便利，因为文学是和苦难相连的，据说引起个别作家的异议。在此我借此澄清，我绝没有说新加坡产生不了好的文学，而是说在这样一个地方，写作的挑战性会更大，这其实是表扬的话，不知怎么被误解为批评，可见交流是多么的重要！新加坡的历史不是没有苦难，所谓光鲜的生活下当然也埋藏着人类共有的生老病死的日常苦难，而这都是写作的资源。在此衷心祝福《联合早报》长青，希望它百岁时，我们能在这个鲜花的国度再聚。
黄凯德：重要是内在风景
文学节有外国作家朋友觉得，新加坡这座城市过于沉闷安逸，似乎不宜也不适文学的生产。这样的言论，姑且不论当中明显的盲点，用来原谅自己的无能为力，相信了反而会得到慰藉。但是，文学作为一种“风物”，大环境的气候水土仅仅只是一道帷幕，唯物不若唯心，更重要的或许还是写作者内在的风景，那里可以是风和日丽，也可以是雷电交加，无鱼不是因为水清，而是不懂得如何游成鱼。
英培安：真正关心本地华文文学的人很少
我参与两场节目，一是开幕的个人专题讲演，另一是与两位资深作家一起谈七八十年代的文学状况。发现这场座谈出席的人不多，都是中年以上熟悉的文友，只有几个年轻人，常出现在座谈会上的外来移民几乎没有。有人说可能是地点的缘故，但是，我的感觉是，真正关心本地华文文学状况的人其实很少。
当然，文学创作是个人的事，有多少人关心，并不影响作家的作品，但是多一点人关心，对作家毕竟是一种鼓励，主办当局能想点办法吗？或者，继续办下去，让本地读者多一点机会接触新华文学作家，认识他们的成绩，就是最好的办法。
朱耀伟：双城可以对倒
新加坡与香港常被认为商业主导，文化难免被边缘化，人民更往往误信自己身处文化沙漠。
新港两地在商业上可能是竞争对手，但在文化上却其实早有因缘，双城原来可以对倒。比方，新加坡作家英培安曾旅居香港，在香港报章发表作品与专栏，香港作家刘以鬯曾在新加坡与吉隆坡担任报刊编辑，其南洋时期作品别树一格；香港的邵氏兄弟影业公司与新马关系密切，1955年第一部以邵氏名义出品的粤语片《星岛红船》乃在新加坡摄製；和声歌林唱片公司1952年在香港推出第一批四张标榜为“粤语时代曲”的七十八转唱片，对象主要是新马市场。这次有机会在新加坡引介香港粤语流行曲，实在感到万分荣幸。
李国梁：下南洋现代版，灵性与现实的撞击
这次早报文学节与新加坡书展，我主导两场活动：“我的导游是作家”的市政区导览，以及“小坡记忆拼图”分享会；给予我最大的思想撞击，是现代“下南洋”的分野，或者称为文学的地缘性。
中华区的作家保持近年来的一贯作风，将国内的创作理论与哲学观点带到本地。讨论这些硬道理的当儿，免不了将自己提升至某个高度，展现文字的启发性的魅力。
新马作家身处不同的空间，将哲学融入平实的生活中，展现南洋的一贯特色：阳光，色彩，土壤，温度。人口流动，地貌迁移都足以组构共同记忆，感染人心，思索未来。
无论走哪一条创作路线，都离不开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所带来的心灵触动。
周德成：黑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一代人做一代事。早报文学节，是黑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我们用它来寻找光明。
黑是时代刻在我们记忆的一抹墨痕，黑曾是纸媒一排排的铅字，黑当是涂鸦后的精彩。在黑屏以前。
文学能使原来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
最好的文学，是自己看着镜中既熟悉又陌生的自己，影像背后的黑暗有一点灵光。那道灵光或是自己念念的初心，或是某种创造性的未知，又或是很多个黑夜凝聚成的一个早晨。
林少华：从事文学是幸福的
摘录卡尔维诺的两句话，献给早报文学节：“我对于文学的前途是有信心的，因为我知道，世界上存在着只有文学才能以其特殊的手段给予我们的感受。文学万岁！”
文学涉及人的情感世界、灵魂品味，所以一个人能有幸从事文学，是非常有价值也非常幸福的。
梁靖芬：唤醒记忆的凉澡
新马写作人对两地文学发展的现况还是有些陌生。我们熟悉的，似乎仍是久远的名字与作品，以及彼此过去的伤痛与挣扎。这当然也很重要，它是我们今天之所以持续下来的土壤，它让“我们”成为不同于其他中文地域的“我们”。但我也很想理解彼此的现况，想有机会阅读邻国最新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新生代写作人的中文创作——我坚信他们的存在，只是需要更多曝光的机会。谢谢早报文学节给了这样的机会。
听开幕礼的两场主题演讲，让我回想起从前，刚有能力聆听成熟的创作者分享创作经历的那些细微，但后劲很强的兴奋。有时我们太过安于熟悉的日常、熟练于某类写作模式，以致忘记了看待世界的其他角度，忘记共鸣的悸动。可是一旦记忆唤醒，感觉开花，就像大热天洗了一个清凉的澡般，又可以继续踏实笃定地努力下去了。这就是活动的意义吧。
陈志锐：文学节能改良文学土壤
年少的时候写过新华文学改良刍议，一个常年的国际化的文学节肯定有能力改良新华文学的土壤，让我们培植更多的幼苗，茁壮更多的成株。
须文蔚：文学可以很在地化地推动
我知道华文的推动在新加坡是相对困难的。早报文学节让我感受到，有个强有力的媒体在后面推动，知道只有通过“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才有可能往前再进一点点。
正式参与之后，让我印象比较深刻也感动的是，看到文学可以很在地很生活化地推动，比如文学与旅行与都市的关系，将文化与行走结合，是很好的方向。主办单位也慎重其事，把在地最重要的作家也都邀来，不管是演讲还是活动。更重要的是看到年轻人参与，这就是文学的希望。
叶孝忠：文学节可尝试好玩的东西
新加坡的语言环境很艰难，举办文学节，有一定的意义，肩负起责任推广阅读和文学。
如果想要吸引更多年轻人，我和李国梁的文学导览，其实就是要把文学带入生活中，让文学更贴近生活。
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接触文学，我想文学节除了可以传统地邀请作家讲座，也可以尝试好玩的东西，比如行走和美食，通过体验性的活动激起人们对文学的好奇。
生活中其实有很多文学时刻，不要让人听见文学就害怕，这不仅是针对年轻人，成人、年长者也都愿意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感受文学。
文学的本质就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
曾翎龙：影响会在某特定时刻显现
新华文学有过叫人缅怀的好时光，而当时光不再，与其沉浸旧时辉煌，不如从现有的资源里抬眼，想望未来的景致。第一届早报文学节正是在这样的期许里，成功开始了新的长征。这是一个好的契机，我们看到新加坡年轻写作者渐渐冒头了，南大中文系每年都录取逾百名新生，许多资深作家文友，依旧锲而不舍为文学付出。
文学节的影响也许不是即时的，但会在某个特定时刻显现意义。文学节邀请的作家，他们的言行、创作和神采，会被出席者感知、记住。就像一颗颗种子，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在哪一亩田发芽成长。
牛油小生：世界赚了一次
文学从来就不是要给人答案的，它抛出种种问题，逼我们思考。一个文学节的意义，大概是让人得以集中反思，进而提出更多问题。
文学节不是表演，甚至让举办人亏钱，但正是在这个功利的时代，每有人亏一次，世界就赚一次。
孙爱玲：聆听让人平静反思
文坛的兴盛不是靠一个人，而是一组一组人去开始、推动、耕耘、合作和接力。
此次在作家身上，看到他们的成功秘诀，就是“努力”。我把听到的感觉回顾一下：迟子建娓娓道出文学和时代的节拍，她说文学成为大地的拾穗者，我觉得作家其实就是他本土的拾穗者；听格非说话，我明白他写《春尽江南》《人面桃花》等背后的厚实哲学和文学基础；听林少华说如何翻译42本村上春树，十多本其他日本作家如夏目漱石、三岛由纪夫等作品，乃是坚持很有纪律的工作和歇息；朱耀伟说香港粤语流行曲，用历时的社会历史事件作断层的分析，资料展示丰富。聆听让我平静的反思，没有捷径，如果你要再次起步。
此次难得和英培安、谢清一起谈七八十年代那个“风起云涌的文学世代”，当时创作的土壤肥沃，园地缤纷，报纸副刊纯文学色彩浓，如今回顾大家的成绩单，说起往事还可津津乐道，坦诚相对。
谢清：视听器材相助
错失文学节的开幕典礼，因健忘之故。但赶上其后的专题演讲。获益不浅。只可惜讲者都没有视听器材相助，有些内容较为干燥，难免有些冷场。听众倒是很用心。
及后组织机构招待各地作家参观摩天轮及用晚餐，作家们遂利用这时间交流，大家畅所欲谈，其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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