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14日至15日访问越南。就在数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于“解放日”宣布将对世界各国加征关税，其中越南产品的关税税率高达46%。
中美地缘经济对抗不断升级，越南恰好处在靶心位置，面临来自双方的巨大压力：习近平告诫河内不要寻求讨好华盛顿，特朗普则将习近平的访问定性为中越试图“坑害”（screw）美国。
然而，尽管被特朗普的关税政策阴影笼罩，但习近平此行的真正意义在于可能重塑越中关系前景的更深层次政治和经济潮流。
在习近平访问越南，以及随后的马来西亚和柬埔寨之前，中国4月8日至9日举行中央周边外交工作会议。此次会议强调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必要性。会议指出，中国同周边关系正“进入周边格局和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重要阶段”，中国须“以全球视野审视周边”。
中国将周边地区作为抵御西方对抗和孤立的缓冲地带，是一个久经时间考验的战略。1989年天安门事件和共产主义阵营崩溃后，北京转向亚细安以稳定外部环境，越南则抓住时机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解决柬越战争问题，结束了两国之间10多年的敌对状态，实现了外交突破。
对越南而言，中国对其周边地区的战略关注可能为国家发展提供另一次重要契机。随着越共新领导人苏林带领国家进入“新时代”，外部环境的战略稳定至关重要。越南经历国内权力移交和越共十四大临近，国家领导层明白，他们雄心勃勃的改革议程能否成功，取决于能否保护国内环境免受外部动荡的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际体系中释放的破坏性力量，只会促使越南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河内这么做不是为了制衡华盛顿，而是为了维护越南的安全和发展的战略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河内正在努力调整发展模式，这须要它与中国建立务实和富有成效的关系。尽管扭转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是当务之急，但当前局面也暴露了越南增长模式的结构性局限。长期以来，越南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以廉价劳动力、低价土地和低在地附加值为基础，无论是在纺织、电子产品还是手机领域，都是如此。在苏林的领导下，河内正着眼于一条更具韧性的道路。这条道路不仅建立在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的基础上，还建立在基础设施投资、创新和技术等新的国内增长动力之上。
这一战略转向正在政策层面成形。越共中央委员会去年12月发布的第57-NQ/TW号决议，将科技、创新和数码化转型领域的突破性发展置于越南经济转型的核心，并将人民和企业确定为变革的主要推动者。今年1月的第59号决议重申了越南在全球逆风中积极主动、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承诺。与此同时，为解决体制瓶颈，越南大刀阔斧地精简了官僚机构，凸显了消除内部发展障碍的决心。
习近平的来访让越南有机会确保中国支持其雄心勃勃的发展议程。河内的首要任务是在未来10年推进投资拉动型增长，这须要加强与中国的基础设施合作。
虽然越南历来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持谨慎态度，但最近的事态发展显示越南出现了微妙的转变。在习近平访问期间，双方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涵盖公路运输、能源基础设施、海港、物流和航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越成立了铁路合作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建设连接中国与越南北部主要城市的跨境铁路，并且中国会提供技术援助和优惠贷款。这一次，河内大力强调中国的技术转移和能力建设，旨在加强国内企业参与其即将启动的旗舰项目——南北高铁。
河内的另一个重要优先事项，是在高铁、人工智能和绿色科技等中国已拥有技术和产业领导地位的领域，加强越南企业融入高价值供应链。越南与中国一样，也在培育自己的国家经济龙头企业，例如科技领域的越南军用电子电信公司（Viettel）和FPT集团、电动车领域的VinFast以及钢铁制造领域的和发（Hoa Phat）。越南领导人决心引导这些企业不仅成为技术的采用者，特别是越南这样在快速扩张的市场中，获取更大的价值份额。
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为越南实现这一雄心提供了一条复杂却切实可行的途径。当然，挑战依然存在：从越南市场被中国商品充斥、美国市场受限、华盛顿对越中经济纠葛的严格审查，到中国对技术转移的限制以及北京对中国企业向海外转移供应链的谨慎态度。然而，正如习近平访问期间所显示的那样，越南对中国更深入地参与其基础设施和技术生态系统的开放，反映了当前越南领导层一种近期前所未有的政治勇气和对中国的和信任。
习近平此行背后的战略逻辑以及河内的热烈欢迎，早在特朗普宣布关税政策之前就已明了。此行的意义不在于河内是否倒向任何阵营，而是河内能否在保持国家发展作为外交政策核心的同时，平衡与大国之间的关系的试金石。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越南的竹子会向哪个方向弯曲，而在于它的根扎得有多深，以及它的战略有多谨慎地将外部伙伴关系与国内优先事项结合起来。指引越南的指南针依然坚定：稳定、发展、内部韧性，以及以服务于国家利益的条件与所有伙伴接触的开放态度。
作者黄河是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兼区域战略与政治研究项目联合协调员。原载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4月17日电子刊物Fulcrum，周逸菲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