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龄疫中乐不起来 社会集思广益拉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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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来,全国上下努力对抗冠病疫情,在防疫措施的收紧与松绑过程中,学习与冠病共处。疫情无情,不仅对经济造成冲击,也对人们的心理健康带来了伤害,特别是那些缺乏家庭支援的年长者。

面对生活压力,大多数人难免有沮丧的时候;对于孤立无援的年长者,他们或许身单力薄,在疫情蔓延的氛围中更感到惶恐不安,少数最终选择了绝路。

去年轻生的60岁及以上年长者达154人,是1991年以来的新高。

当然,也有年长者,保持乐观心态,适时调整情绪,怀抱着希望与期待,在淡定中度过每一天。人人在学习过渡到生活新常态,对于精神防线虚空,日子已乐不起来的“乐龄”,社会有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更全面?

防疫条例对国人的生活模式与社交造成了不同程度影响,对一些年长者来说,生活上的种种改变可能令他们难以调适,甚至感到沮丧。

新加坡援人协会执行长陈弼良指出,过往数据显示,一场危机发生后,因轻生死亡的案例往往会增加。社会各界应该更关注轻生和心理健康问题,并展开讨论。

学者也建议,包括中医师在内的医疗从业员、物理治疗师、药剂师、基层领袖等都应当接受训练,以辨别哪些年长者有自杀风险,避免悲剧重演。

新加坡援人协会执行长陈弼良认为,各界须要加强教育和宣导,让人们更了解心理健康的重要。(林泽锐摄)

新加坡援人协会(Samaritans of Singapore,简称SOS)上个月公布数据显示,去年发生452起自杀案件,比前年的400起多出13%,是2012年以来的新高。其中,轻生的60岁及以上年长者达154人,较前年增加了26%。

陈弼良近期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剖析这个趋势背后的隐忧。他说:“自疫情蔓延以来,援人协会观察到年长者感到孤寂和被孤立。原本很多年长者能亲自参与的活动因受疫情影响而被迫暂停,他们与亲友的来往也受到限制。”

此外,一些住靠近家人的年长者也申诉,与家人之间的摩擦是压力来源之一。部分致电给援人协会的年长者由于缺乏强大的社交网络,只能依靠援人协会获得社交上的支持和心灵上的慰藉。

陈弼良解释,从本质上而言,自杀是一个复杂的行为,很难将人们为何选择结束生命,简易地归纳为几个原因。

他说,尽管年长者在生活中经常面对社会、心理和人际关系等问题,但轻生一般是由多重原因造成。加上面对严峻的疫情,那种绝望感可能迫使人们起心动念,以自我了断来结束苦痛避免自己老来对家人造成负担。

尽管去年轻生的年长者人数有所增加,但援人协会24小时热线接获的年长者来电通数从2019财政年的4816通下降至2020财政年的4455通。

陈弼良观察到,年长者倾向使用24小时热线与他们联系。援人协会推出的热线只有四个号码——1767,方便公众记忆并拨电求助。

陈弼良认为,全球冠病疫情是一场危机,整体社会如何过渡到后危机时代极为重要。社会应展开预防自杀课题的相关讨论,业内人士也应聚集一起,分享彼此的专业和经验。

陈弼良说,援人协会下月将举办座谈会,为国人提供谈论的平台,并探讨如何在危机或过渡期间,加强韧性。

援人协会最近也展开#PauseBeforeYouPost社交媒体运动,发布#chatsafe指导原则,希望更多人能尽一己之力,在网上谈论自杀课题时,试着减少负面信息。

学者:通过培训辨别有自杀风险者

教导老年学课程的新跃社科大学副教授林美莲提议,各社区伙伴可从培训着手,让前线医疗人员和关爱年长者的社区机构人员具备基本能力,以辨别自杀风险。

林美莲认为,训练内容可包括与年长者沟通的技巧、认识哪些行为反映出有自杀念头,以及如何评估年长者的自杀风险。

她认为,不仅是家庭诊所医生,护士和物理治疗师等应接受这些培训,中医师、药房药剂师等经常接触年长者的人也应该受训。基层领袖,甚至住在年长者附近的邻居,也能够帮忙关怀弱势年长者。

林美莲说,当你发现年长者突然对外出或参与活动不感兴趣、明显变得不想照顾自己、送走珍贵物品等,就应该提高警惕、多加关注。

此外,年长者按时出席宗教活动,从中获取精神力量,这在面临压力的疫情期间更显得重要。因此,林美莲认为,宗教领袖应具备基本辨识能力,在发现年长者有自杀征兆时,及时拉一把,例如为他们提供社区援助服务的信息,或引介他们到相关机构。

独居老人更易忽略身心状态

缺乏家人关爱的独居年长者,更容易在疫情期间忽略身体和精神状态。当他们无法保持正常的社交活动时,有可能陷入焦虑和绝望,进而产生轻生念头。

新加坡统计局估计,到了2030年,本地将有8万3000名年长者独自居住,与2016年的4万7000名相比,增加超过七成。

鹰阁专科医疗中心精神专科医生林汶龙受访时说:“独居人士与家庭其他成员之间的凝聚力本来就不强,也没有人去照顾他们。在疫情之前,可以察觉到他们已经疏于照顾自己的身心健康;生病的时候,更难以了解自己的病情有多严重。”

疫情期间社区乐龄设施须关闭与暂停服务,大家也须保持社交距离,这样的情况让年长者得不到所需的援助,促使他们陷入焦虑、绝望和沮丧之中,情况令人担忧。

一般上,年长者会跟与自己关系要好的家人或辅导员倾诉心声。林汶龙说,如果他们觉得沮丧、绝望、做人没意思、生活没目标时,大家就必须留意。面对曾企图自杀的人,更要多加关心。如果年长者有抑郁情绪、暴躁、失眠、食欲受影响等,都可能是精神疾病的症状。这类年长者更容易产生轻生的念头。

新跃社科大学副教授林美莲指出,研究显示,生理疾病加上忧郁症等心理疾病,还有生活压力足以加剧年长者自杀的风险。她说,在疫情期间,年长者可能因为自由活动受到限制而感到心烦,例如无法参加他们过去参与并喜欢的活动等,都可能让他们越来越悲观。

林汶龙建议:“身为子女或者是朋友,要多关心年长者。即使年长者可能不喜欢跟你通电话,但你还是要常常打电话给他,跟他交谈。如果可以上门面对面交流,那是最好的。”他提醒大家,应适时放慢步伐配合老人家的习惯。如果他们还不会使用数码科技付款,就让他们用钞票硬币,要更有耐心地去关怀他们。

为预防自杀提供培训服务的慈善机构“关爱一生”(Caring for Life)在受访时指出,社区除了提供简单的活动,也应更深入地和年长者交流。

社区关系和运营经理杨镇凯则建议,不同的群体应该集合起来,为年长者设想能让他们重新寻找生活意义和自我价值的活动。

疫情下无法亲自上门 义工与年长者通电话保持联系

本地慈善、社会服务与政府机构多年来努力壮大年长者的社区支援网,即使在疫情期间,因应防疫措施改变了交流模式,社工与义工还是定期与年长者保持联系。

狮子乐龄之友协会主席郑钦祥表示,在疫情未蔓延以前,提供友伴服务的人员每周亲自登门走访年长者。但在去年实施病毒阻断措施期间,协会人员改变交流的模式,每周两次透过电话与年长者保持联系。去年,协会透过友伴服务和乐龄活动中心活动,与7600名年长者互动。

郑钦祥说:“有年长者指出,他们在病毒阻断措施期间能参与的活动已经减少,每天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屋内,这让他们感到非常寂寞和无聊。更多年长者因此觉得孤寂、绝望,甚至失去了生命的意义。”

相较于疫情前平均每三到六个月接获一起,该协会于去年病毒阻断措施约两个月期间,接获四起年长者企图自杀的通报。

郑钦祥说:“无法联系上某位年长者时,我们会到处找他,直到找到为止。”

去年防疫措施逐步放宽后,狮子乐龄之友协会开始为下一次收紧防疫措施做准备,包括采用人工智能识别面部表情,找出精神健康出现异状的年长者、向有需要年长者派发智能手机,让他们能全天候与人沟通等,借助科技关心年长者的精神状态。

太和观慈善机构的166名义工也提供友伴服务。他们一般每周一次或每两周一次登门探访,视年长者的需求而定。他们也会陪伴年长者去看医生、买菜等,每两个月与年长者通话一次。受惠于该服务的50岁以上年长者达580名。

机构发言人指出,一些年长者会觉得无法在小贩中心或食阁堂食,让他们感觉失去自由,无法好好享受美食。“不擅长使用科技的年长者也面对巨大挑战,他们必须学习使用、记得出门前须携带哪些科技用品、记得充电等,这都让年长者感到焦虑。”

关爱乐龄办事处(Silver Generation Office)则派出关爱乐龄大使与年长者保持联系。单在去年的阻断期,大使们就接触了约2万名年长者,确保他们不会觉得被孤立,并提供他们所需的援助等。

除了透过友伴服务给予年长者精神依靠,援人协会义工也一直守在最前线,聆听孤独年长者的心声。

接线义工:拨电者很多是独居老人

一名接线义工受访时说,很多拨电给他们的是独居年长者,主要是因为他们更寂寞,有些则是与同住的子女不亲密。义工接电话时,会先了解来电者是否属于自杀高危群。如果初步确定,第一时间是设法确保他们的安全。

义工解释:“大多数来电者其实只是需要有人听他们说话、聊聊天。倾听是第一步……如果他们需要进一步的协助,我们会告知提供咨商服务的机构,或给予援助的政府机构,供他们考虑接洽。”

求助热线:

SOS(24小时): 1767

全国关怀热线(National CARE Hotline): 1800-2026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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