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助管理国家人口及人才署的总理公署部长英兰妮说，将与政府跨部门研究家庭在不同阶段的需求，探讨改进之处。除了生活费、住屋、托儿服务和孩子的全人教育，她认为，对灵活工作安排的要求也须重视。
政府将检讨现有措施，探讨如何从现金补助，以及托儿服务和灵活工作安排等方面加强支援，多管齐下支持新加坡人养儿育女。
自去年7月底协助管理国家人口及人才署的总理公署部长英兰妮在接受《联合早报》《海峡时报》和《亚洲新闻台》访问时，总结她在“越战越勇”系列对话会收集的反馈。她将与各政府部门全面研究家庭在不同阶段的需求，探讨改进之处，希望明年完成检讨。
政府今年4月至7月举办七场对话会，了解新加坡人对婚姻和育儿的看法。参与的300多人包括情侣、未生育的夫妇，以及育有孩子的夫妻等。
全球许多社会，包括新加坡都面对结婚与生育率放缓的现象，冠病疫情更无助于改变这个趋势。我国去年的结婚率和生育率双双下跌。根据《2021年人口简报》，至少一人是本地公民的新婚夫妻，从前年的2万2165对，减至去年的1万9340对，是10年来新低。去年有3万1816名公民新生儿出生，少于前年的3万2844名。总体生育率为1.10，低于前年的1.14。
英兰妮指出，感到欣慰的是，多数新加坡人认同家庭的重要，想结婚生子。疫情期间，人们也珍惜能有更多时间与家人相处。
根据新加坡政策研究所进行的2020年世界价值观调查，约2000名受访者当中有超过四分之三想育有至少一名孩子，近四成希望有两名孩子。
从对话会的反馈来看，除了关注生活费、住屋、托儿服务和孩子的全人教育，以及人们对灵活工作安排的要求，在英兰妮看来也须重视，特别在后冠病时代。
工作灵活安排亲家庭企业 吸引人才有竞争优势
也是财政部及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的英兰妮认为，有灵活工作安排和亲家庭政策的企业，下来在留住与吸引人才时将有竞争优势。不过，雇主有他们的考量，灵活工作的形式会因领域而异。
她说：“雇主希望员工到公司进行团队协作，集思广益，引导后辈，员工也想有回公司的自由。关键是，当需要请时假照顾孩子或父母时，员工应能灵活安排工作，而不必担心引来非议。未来职场会不一样，有前瞻性的企业，是那些能制定灵活的人力资源政策，与此同时又不影响生产力的，能做到的企业将有优势。”
至于政府将如何推动雇主采纳，她指出目前已设有工作与生活和谐行动联盟，成效有待观察，但企业本身得意识到这些所带来的好处。
英兰妮举一家乳制品公司的亲家庭策略为例。人事部在职员生产前会与对方讨论所需的援助，让她决定复工的灵活工作形式。一些母亲放完产假后未必能马上投入职场，可能要求一周有两天在家办公。雇主与员工对话，讨论最有利于双方的安排，这样的沟通值得鼓励。
盼为父者更积极参与育儿
英兰妮也希望，为父者更积极投入育儿过程。她透露，2013年申请陪产假的父亲占25％，比率在2019年增至55％，“增幅虽可观，还可以再提升”。政府从2017年起，把父亲的有薪陪产假从一周增加到两周。
但结婚生子终究是个人决定。英兰妮强调，政府能做的是尽力打造有利的环境，不能单靠婴儿花红等奖励。生活费只是其中的考量，政府已投入不少资源，去年就提供一笔3000元育婴补贴，协助疫情下生子的夫妻。
“增加现金补助未必能取得成效，还须和灵活工作制、托儿服务、教育等措施配合。”
加强宣导生育健康意识 鼓励人们早做体检
迟婚现象愈见普遍，生育健康意识有待提高，英兰妮希望加强这方面的宣导和支援，消除对生育问题的刻板负面印象。
英兰妮指出，还未找到配偶，或想以事业为先，人们基于各种原因延后生育计划。“但年龄越大，受孕的风险也提高，因此应在上游阶段关注生育健康，通过宣导鼓励人们尽早做体检。面对生育问题的夫妻也反映，应有一个集中的平台让人们获取相关计划与辅助的信息。不同计划可能归不同政府部门，他们往往难以查询信息。”
探讨允许健康女性冻卵
在辅助生殖技术的援助方面，政府已改进一些措施，例如取消人工受孕的45岁年龄上限。宫腔内人工授精（简称IUI）也首次获得政府资助，女性须在40岁以前进行，在公共机构进行IUI，可获高达75％的资助。
至于允许健康女性在本地冻卵的建议，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正在探讨中。这也是人民行动党妇女团和青年团向政府提呈的其中一项建议。目前，我国只允许有特定疾病的女性冻卵。
英兰妮透露，一些单身女性也向她反映这个诉求，她们有意结婚生子，却还没找到伴侣，担心成家后，受孕年龄已晚。
对于有生育问题的夫妻，她希望能协助减轻他们面对的异样眼光。“有些夫妻反映，难请假接受疗程，有的则不好意思提出，这方面也须改进。”
在家陪孩子成长 产后转当自由业者
林慧珊（42岁）育有三名介于6岁至13岁的儿子，老大出生后，她转为“自由身”，从事语言治疗工作。
她认为，在孩子的成长阶段，家里应有一名家长看顾并陪伴孩子。丈夫的支持很重要，三个孩子出生时，丈夫请了一个月的假陪她坐月，这也有赖于亲家庭的工作环境。
这名曾参加“越战越勇”系列对话会的母亲也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建议学校定期让学生和辅导员面谈，消除对辅导的负面印象。社区可以有更多为家长而设的互助资源，特别是帮助有发展障碍孩子的家长。
孩子分别是6岁和3岁的哈佩星（38岁，国大企业机构协理处长）希望，社会对成功的定义更多元，少一些竞争压力，让孩子能自由发挥兴趣。
他的妻子沈洁玲（35岁，社交媒体编辑）原本想过二人世界，担心养育孩子的各种未知，但后来意识到，没有人能百分百做好育儿准备。
婴儿花红对家长固然有一些帮助，但她觉得职场文化更重要。“雇主得明白女性想要兼顾工作，也要当个好母亲。孩子越多，花在孩子的时间也更多。如果雇主能根据需要允许灵活的办公时间，这也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