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既有东方社会把工作摆在第一位的工作狂文化，也有西方频繁更换工作的跳槽文化，加上疫情是个催化剂，带动了这股跳槽风。
30岁的陈光权之前捧的可说是传统意义上的好饭碗。他在一家本地银行负责软件开发，薪水高、福利好、工作稳定。可是他受不了保守的工作文化，去年4月炒了老板鱿鱼，加入一个起步公司。
很多大辞职潮中的“弄潮儿”，相信能从陈光权的故事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他之前的公司规模太大，就算疫情推动着转型，但在这样的大机构，要彻底改变工作模式和文化相当困难。比如，他认为自己作为后端技术人员，完全可以在家办公，但公司不愿批，疫情期间也得去数据中心报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