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月28日和3月1日这两天的新财年财政预算案辩论上，工人党对消费税调涨、现行税制，以及低薪员工的援助措施等方面提出反对。工人党秘书长、国会反对党领袖毕丹星，更为此在辩论中，一度与人力部长兼贸工部第二部长陈诗龙展开交锋。在国家财政立场上，工人党和政府的分歧有哪些？
1）消费税调涨
政府：因医疗和其他社会支出的需求迫切，政府决定上调消费税以增加收入，但分两步调涨：2023年调至8%，2024年至9%。
政府理解国人对物价上涨同时增加消费税感到担忧，因此推出总值66亿元的定心与援助配套，给予低收入家庭更多支援，同时也帮助更多中等收入家庭舒缓消费税上调的冲击。这项配套可为大部分家庭抵消至少五年的额外消费税支出，为低收入家庭抵消约10年。
财政部长黄循财解释，每个人都应缴税，较富裕的人，应该承担更多的税，不那么富裕的则承担较少，得到更多。根据预算案声明，政府将增加高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以及对高档住宅和豪华车征收更多税。
工人党：反对消费税上调，认为政府可通过其他途径扩大收入。
毕丹星（阿裕尼集选区）表示，目前通货膨胀加剧、物价高涨、供应链受阻，都对生活费造成冲击，上调消费税可能会导致物价全面上涨。
议员何廷儒（盛港集选区）指出，现有消费税为累退（regressive）税制，由于低收入群体将收入的更大一部分花在生活必需品上，消费税上调会给他们带来更大打击。她建议政府豁免食品、医疗保健等生活必需品的消费税。
议员林志蔚（盛港集选区）提出可通过增设其他税收或调整储备金框架，来增加可使用资金，替代上调消费税。他提出四个杠杆：提高公司税、征收财富税和罪恶税，以及调高国家储备净投资回报贡献（NIRC）。
2） 向富人征更多税
政府：为了增加税收，缓解贫富不均现象，政府从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和汽车税着手，让有经济能力的人加大税务贡献。
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和汽车税是政府主要税收来源之一。以上三项税收政策实施后，每年可为政府带来6亿元的额外税收。其中，调高房地产税预计每年可带来额外的3亿8000万元。
工人党：主张进一步增收财富税、提高企业税、上调罪恶税。
毕丹星提出，政府应对那些通过资本增值，以及靠套利来积累财富的人征更多税，以建立更公平、更包容的社会。
议员蔡庆威（盛港集选区）则指出，2021年企业整体盈利能力并不算太差，可能有空间为政府的收入做出更多贡献。因此，他建议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看齐，对跨国企业征收最低15％的公司税。
林志蔚建议，部分售地所得可用来支付经常支出，其余才拨入储备金。
工人党还主张调高罪恶税（sin tax），即对赌博、酒精、烟草和产生碳排放的活动提高税率，增幅不超过28%。
据工人党计算，提高企业税、扩大使用售地所得，以及上调罪恶税后，每年可产生高达108亿元的收入。
3）动用储备金净投资回报贡献（NIRC）
政府：国家储备金主要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及淡马锡控股（Temasek Holdings）管理。政府最多可将三家机构净投资回报的50%，纳入净投资回报贡献（NIRC）框架，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资助政府开支。
工人党：把NIRC从50％增加到60％，帮助年长国人应付医疗需求，让世代之间更公平分享国家多年投资的果实。
毕丹星在辩论中借用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的比喻，形容国家储备是“下金蛋的鹅”。他说：“正如我们不应杀了下金蛋的鹅，我们也不该以牺牲人民的福祉为代价，养肥这只鹅。”
根据工人党计算，储备金框架调整后每年将产生多43.1亿元。
4）援助低薪员工
政府： 为了进一步加强就业入息补助计划，政府从2023年1月起将合格月入顶限将从2300元调高至2500元，并把最低年龄限制降至30岁，但同时也为此计划增设500元月薪门槛。
黄循财宣布这项措施时指出，设定500元的最低合格月入，是为了鼓励兼职工和临时工转而从事常规全职工作。
人力部长陈诗龙3月1日在国会上回应工人党时表示，社区关怀计划（ComCare）下的低收入者和残障人士，仍可获得就业入息补助，不受500元月薪门槛影响。
工人党：应取消最低门槛，因为一些新加坡人当上兼职工和临时工是出于合理考量。
工人党认为，把就业入息补助计划最低合格月入设在500元，受影响的是月入少于500元的约4万6600名员工。（陈诗龙澄清，受影响人数是2万人。）
毕丹星说： “有些是看护者，从事全职工可能较受局限。以餐饮业为例，有些人可能因年迈等不同理由，无法一天站立八小时。对另一些人来说，全职工非常吃力。”
他补充：“再培训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些人无法在他们有能力从事的有限领域里找到全职工，于是从事他们能找到的兼职或临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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