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荣文:为未来华文变得更重要做准备 我国应设特选大专学府培养华文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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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外交部长杨荣文认为,要做好这个未来的准备,新加坡应设立特选大学和特选理工学院培养本土华文精英,而不是依赖外来人才来弥补一代“南大生”退休后所留下的缺口。他建议,由义安公司创办的义安理工学院可作为特选理工学院,而坐落在南洋大学原址的南洋理工大学则是特选大学的不二选择。

“英文未来还会占一席之位,但华文对我们的未来会更加重要,我们必须为这样的未来做好准备。”

前外交部长杨荣文(67岁)认为,要做好这个未来的准备,新加坡应设立特选大学和特选理工学院培养本土华文精英,而不是依赖外来人才来弥补一代“南大生”退休后所留下的缺口。

杨荣文8月底将推出新书“Musings”(暂译《沉思冥想》),他在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进一步解释他在书中提出的上述观点。他建议,由义安公司创办的义安理工学院可作为特选理工学院,而坐落在南洋大学(简称南大)原址的南洋理工大学则是特选大学的不二选择。

过度依赖外来华文人才是危险的

他说,随着中国崛起、世界更加多极,华文在未来会更见重要。“如果我们没有一群华文精英,就得依赖外来华文人才。但是过度依赖外来华文人才是危险的,因为他们不在这里长大,没有同样的早年经历,对社会没有同样深入的了解。如果你有一群以新加坡人为核心的华文精英,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吸引外来人才。否则,就无法这么做了,还可能把我们的社会带向错误的方向。”

杨荣文在书中,有相当篇幅谈到他对本地华文教育的看法。他说,少了南大毕业生,新加坡越来越缺乏精通华文华语,以及了解中华历史、文学和文化的人。这造成许多公私机构里所需要的华文精英领袖出现严重断层。“把英文视为既定语文也变成过于便利的做法。”

他在书中也指出,如果把南洋理工大学转成培养华文精英的特选大学,同时也为南洋大学复名,“将有助解决(当年关闭南大留下的)历史问题,让我们从更有利的位置迎向未来。”

1955年民办的南洋大学是东南亚第一所华文大学。它后来因为新加坡语言政策改变在1980年关闭,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这事件直到今天仍让老一辈华校生感到不胜唏嘘。杨荣文认为,为南大复名有助愈合旧伤口。

2019年10月,南洋理工大学将校园内原名“南洋谷”的道路,易名为“陈六使径”(Tan Lark Sye Walk)。南大创办人陈六使在1960年代被指和反国家的共产党份子合作,被政府褫夺公民权,“陈六使径”的命名被好些人视为是肯定他的贡献,或对南大历史问题作某种了结。  

不精通华文华语是他一生中最大缺憾之一

杨荣文不认同这个说法,他虽然同意这是个“具重要象征意义的小举动”,但不觉得它其实强调了结的必要,“因为过去是不会被遗忘的”。

杨荣文的新书由前媒体人云大篪以访谈的方式撰写,并由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全书共有17章,其中有关中国、华人、华文华语的内容占了八章。其他内容包括他的成长、从政经历,以及新加坡与印度的关系。焦点出版社下来也会出版《沉思冥想》华文版,预计今年年底或明年1月初推出。

杨荣文上小学时,他的母亲意识到新加坡正准备与马来西亚合并,便决定让他以马来文为第二语文。

书中引述他不精通华文华语是他“一生中最大的缺憾之一”,因为即使他能够通过翻译作品接触中华历史和文化,还是不够深入。

他受访时说:“如果你的根不深,出现变化、刮起风时,你很快地就会被吹倒,因此新加坡有扎实的深根是很重要的。我们有如被捆绑在一起的不同植物,有不同的根,但那不碍事,把深深的根牢牢地扎在一起,我们就能生存。”

他认为,南大、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是重要的根,印度、马来同胞的根也同样要珍视自己的根和让它们保持茁壮,同时培养自己的语文精英,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能一起经历变化,而不落下任何人。

次子在北大本科毕业

在英文英语已是社会主流语文、母语水平下降的今天谈论培养华文精英的重要,难道不会太迟?

杨荣文并不这么认为,他以许多家长让孩子补习华文,他的次子则在兄姐的鼓励下到北京大学完成本科为例,对此表示乐观。

“这在过去是我无法想象的,那么为什么会发生在我、我家人身上呢?那是因为潮流在改变,这股洪流不仅影响我和家人,也影响我们所有人,因此我不悲观。”

如果你的政治身份与你深层的身份是两码事,我想两者迟早会相抵触,并引发矛盾。到那个时候,你要以良知来决定是不是要继续留守政治职务……政治不能是你赖以养活一家的事业,我向来相信也告诉我的家人,每一个任期都可能是我最后的任期。

——谈政治身份与个人身份不应有冲突

很少新加坡人熟悉亚细安之歌(Asean Anthem),我认为应当让所有新加坡人学唱这首歌……新加坡或马来西亚的大使馆,都会在国旗旁边设亚细安旗,这是我们仿效欧盟的做法。但我们不该以此为终点,而是要做得更多,让亚细安成为身份认同中的重要一环。

——谈必须重视亚细安,以亚细安一致的立场来抵御须在大国之间选边站的压力

我对其他文化也有浓厚的兴趣,这也是为什么我的书里有多个有关印度的章节,我还参与那烂陀大学事务长达10年,在印度和相关工作上投入了大量时间。在我的第二本书里,我讲述了我如何投入于梵蒂冈的事宜、我与欧洲的联系、对欧洲的看法、对欧洲去基督化的看法,还有对俄罗斯和美国的看法。我的兴趣是很广泛的。

——回应经常谈论中国事务,以致一些人觉得他“过于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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