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少有人谈论死亡的年龄，刘雪萍早已决定了她死后的去处。
有糖尿病家族史的刘雪萍（35岁，家庭主妇），被宣告患上第二型糖尿病时，并不意外。当时她才15岁，是一名中三学生。
“我有心理准备，但糖尿病来得比预期早，我一辈子要吃药。”
虽然刘雪萍对患病反应淡定，但糖尿病毕竟像是个不定时炸弹，有太多变数，育有一个11岁女儿的刘雪萍，心中难免有挂碍。
刘雪萍说：“或许我的肾脏明天就挂掉了，或心脏明天突然骤停。患有这种病，我不得不忧虑自己的生命何时就此罢休。”
而生命的脆弱，也让刘雪萍深刻省思人生的价值。
去年，刘雪萍的朋友偶然聊天中，向她提起“无语良师”计划，让她眼前一亮。
她说：“我从小就喜欢‘捐献’的概念，有分享的意思，但是因为糖尿病每天需要服药，所以连捐血都办不到。当她告诉我时，我马上就说好，我也要！”
完成遗体捐献协议书签署后，刘雪萍如卸下心头大石。“拿到全国器官移植组（National Organ Transplant Unit）给我的蓝色卡，我无法形容自己的兴奋，但我同时有点害怕，因为我知道先生不那么认同我的决定。”
8月一个午后，坐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杨潞龄医学院办公室受访，穿着黑上衣的刘雪萍多了些娴静。她说：“医学生几乎只能从书中学习，没有活生生的样本进行解剖，我死后捐出我的身体，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活样本，让学生能够有更多书中学不到的实质经验，来了解我们身体发生的事。”
其实，刘雪萍期待医学终能有新突破，帮助和她一样受家族病史所苦的人。
“若这能帮助医学生更上一层楼，行医时找到根除疾病的方法，何乐而不为呢？”
解剖必学 找大体不易
在国大杨潞龄医学院，解剖学科是一年级医学生的必修课。学生透过已解剖的人体器官，学习人体组织和构造。
解剖学系主任叶伟祥副教授受访时说：“学医过程中解剖学非常重要，所学的知识，进入临床医学都用得上。但是找遗体不容易。”
2012年之前，医学院的解剖课，使用的多是无人认领的遗体，在停尸间停放一段时间后，就会送到医学院供教学用。 但叶伟祥说，这类遗体数量少，“供应也相当不稳定”。杨潞龄医学院每年需要至少16至25具遗体。
当时，自愿捐献遗体者也不多。1970年至2012年间，本地只有约400人在生前签署遗体捐献协议书，将遗体捐出来用作医学用途。
为思考解决方案，时任解剖学系主任马文发教授与团队参访世界多个大学，后来就在医学院成立了遗体捐献计划——“无语良师”计划（Silent Mentors Programme）。
根据计划，凡是年龄满18岁的成年人，都可以宣誓为大体捐献者，死后将遗体捐赠给杨潞龄医学院解剖学系。遗体将在医学院存放18至36个月，供医学生和研究生课程使用，也开放国大其他医学相关科系，如牙科、护理科、药剂学科及生命科学系学生研究。
计划开展至今10年，截至2022年8月23日，国大已接收174位“无语良师”，其中106个是男性，68个是女性；年龄最轻的38岁，最年长的98岁。
捐献者来自社会各阶层，有的甚至不曾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都是医生的老师。
“这些无私的捐赠者不以言语教导学生，学生从他们的身体学习人体结构 。”叶伟祥受访时，“无私”二字一直挂在嘴边。
“计划初期，医学院的教授们对计划的成败有所保留，毕竟新加坡是东方社会，避忌谈论死亡。没想到，第一年就接到五具遗体。新加坡人对于奉献，是慷慨而无私的。”
现有数据显示，在医药（治疗、教育及研究）法令下，签署捐献遗体的人数，在1972年至2012年只有400人，2012年至2018年的六年间则激增至3600人；单是2018年就有超过500人签署遗体捐献协议，显见“无语良师”计划的宣导成效。
捐献者必须在生前向全国器官移植组注册，一般没患传染病就可捐赠。除国大医学院，遗体也可能分派其他医疗机构，供医学研究之用。
听不见学生道谢
“无语良师”在学生的刀下“伤痕累累”，而学生们对此感怀在心。
尽管“无语良师”听不见学生的道谢，医学院的教授们都认为“无语良师”得之不易，必须举行感恩仪式，让学生得以郑重表达敬意。
叶伟祥说：“每个学期开课前 ，导师都会带领学生站在每位无语良师的身旁默哀、宣誓；每个学期结束时，我们会举办一个由学生带领的感恩仪式，我们会邀请捐献者的家属来参与。”
他也提到，校方也会在完成所有研究用途后，为“无语良师”安排遗体火化和骨灰海葬，学生都会特别前去送行。
受丈夫启发 七旬妇毅然当起“无语良师”
陈玉妹是医学生今年送别的其中一位“无语良师”，她2018年因乳癌复发去世，享年71岁。
当时，陈玉妹的女儿龚喜真只为母亲办理了三天白事，就把她交给了杨潞龄医学院人体解剖教学中心。
由于大体解剖工作坊因疫情停办两年，陈玉妹在医学院待了四年，比过去的“无语良师”还要久。
陈玉妹的火化和海葬仪式，分别在7月8日和23日举行，亲人和学生共三四十人目送她最后一程。
龚喜真（36岁，公务员）说：“妈妈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到学生，让教育更完善。当国大协调员表达学生获益良多，我就觉得妈妈的心愿完成了。”
其实，母亲并非龚喜真家中，第一个做出死后捐献遗体决定的第一人。
“我的爸爸是家中第一个死后捐献遗体的人，他2016年去世，2018年火化和海葬。妈妈看到也经历我爸爸捐献的整个过程，学生们当时跟我妈妈说他们学到很多知识。也许是被启发，同时她也克服心里的那些恐惧了，所以效法爸爸。”
签署捐献协议约半年后，陈玉妹安详离世。作为独生女，龚喜真纵然不舍，但她回想母亲生前的慷慨与大方后明白，母亲决定当无语良师是一种延续，“是她生前的行为和举动，延续到往生后而已，她想帮助人”。
龚喜真说：“我很感动，因为我的父母受的教育并不多，但是他们做出很伟大的决定，所以我现在有个任务，就是希望让更多人了解这个计划，让他们不要那么恐惧。”
“老师”无私奉献 学生勤学苦练
杨潞龄医学院二年级学生蔡佩臻（19岁）刚入学，就耳闻有个解剖工作坊，但名额稀缺，竞争激烈。今年5月，蔡佩臻非常幸运地选上课程后，第一次见到“不发一语”的老师。
蔡佩臻说：“当我知道‘无语良师’是自愿捐遗体的时候，又看到照片在旁边，我就觉得跟他有个特殊的关系，这让我解剖时更细心，因为我不想伤害他。”
为了加深学生对“无语良师”的认识与敬意，校方捐赠者的遗像摆在遗体前方，并附上名字、年龄和死亡时间。
蔡佩臻说：“他们不知道我们是谁，也不认识我们，更不知道到底谁会在他们的身体上进行解剖，但是他们为了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医生，愿意捐出自己的身体。”
为期一个月的大体解剖工作坊，蔡佩臻与同学每天从早上9时到下午5时，都在解剖室室专心研究不同的人体部位。即使防腐剂福尔马林（formalin）的气味重得刺眼，也无阻她的学习热忱。
“我们解剖他的身体看里面的器官，还有学习血管这类细节。但是有时会不小心切掉血管，每次切错，就会提醒自己下次要更注意，下次要做得更好。”
这份细心，也从上课第一天延续到最后一天。
“解剖课最后的缝合是我唯一能为‘无语良师’做的事，所以我只想把每一张都缝得整整齐齐，让他有尊严离开这个世界。”
或许是受到捐献者的精神感召，蔡佩臻总是惕厉自己，在学医的道路上精进向前。
“我下定决心要用功学习人体构造，因为他们无私帮助我，我要更努，以后才能帮助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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