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国家发展部在星期天展开首场对话会。国家发展部长李智陞表示，我国有关住屋的社会契约不是一成不变的，配合环境改变、社会发展，政府的政策必须不断更新，才能跟上时代步伐。
我国的公共住房政策必须反映人们的价值观、需求与抱负、对未来的考量，以及各方角色与责任的转换。政府要围绕这四大方面与人民对话，共同在住屋课题上建立新的社会契约。
我国的住屋政策过去50多年来建立在政府与人民共同订立的社会契约上，包括居者有其屋、支持组建家庭、反映我国多元文化的社会，并通过拥屋分享国家成功的果实。随着大环境的改变，公共政策也要与时俱进，因此“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有关国家发展部的对话，第一场就探讨我国住房政策与社会契约课题。
国家发展部长李智陞在星期天（9月25日）举行的对话会上致辞时说，我国有关住屋的社会契约不是一成不变的，过去不曾如此，未来也不会这样。“配合环境改变、社会发展，我们的政策必须不断更新，才能跟上时代步伐。”
他举种族融合政策为例指出，一些组屋因种族比例限制迟迟无法脱售。政府了解屋主的苦衷后，允许他们将组屋卖回给建屋发展局，如此一来就能保留这项政策，继续维护重要的社会目标。
另外，在一些城市里，人们按照财富和能力分布，因此出现部分地区“贵族化”的情况。李智陞指出，若交由市场自由运作，类似情况可能会在我国上演，因此政府推出黄金地段组屋模式，在市中心和南部濒水区建组屋，并确保一般公众也买得起。
“住屋政策是社会政策，不仅仅是基础设施建设”，李智陞说，我国公共住屋随着社会发展而改变。譬如我们的人口快速老龄化，年长者希望能原地养老；一些年轻新加坡人希望更早离开父母自己居住；更多年长者也希望住在子女家附近，但不要住在一起；迟婚或单身的人越来越多等等，这些都会形成新的住屋需求和期待。
“社会契约乍听之下非常深奥，但我们必须讨论大家的责任、愿景和期望。这会指引我们如何善用资源，并转化成实行组屋以及整体住房政策应采取的方式，以及如何规划土地的使用。”
至于如何形成新的社会契约，李智陞提出我国须要思考的四大方面。首先是探讨支撑我国公共住屋政策的价值观是否与时俱进，以及是否应该接受一些新的价值观。其次是考虑公共住屋是否能满足人们在不同人生阶段的需求、社会经济地位，以及能力。
第三是如何在满足当下需求和多元愿景的同时，确保未来世代还有足够的土地和资源可用。最后是思考政府、人民、家庭以及公共和私人机构须扮演的角色以及承担的责任。
约180人参与首场对话会 下来将走进校园社区办路演
约180名公众参与星期天的对话会，包括打算结婚买房的陈颖（24岁，科技人员）。她多次参与预购和剩余组屋销售活动，但因申请的都是大巴窑住家附近的抢手项目，不是拿不到排队号码，就是受限于种族融合政策，至今仍无法实现拥屋梦。
陈颖希望新房子能靠近父母。虽然她和家人考虑过多代同购优先计划，但因父母只能选择二房式或三房式单位，难以容纳仍与他们同住的其他孩子，最后只能作罢。“相信不少年轻夫妻跟我们一样想要住靠近家人，平时能相互依赖支持，希望政府能在这方面更好地支持我们。”
黄国森（65岁，退休者）目前独自住在宏茂桥一带的三房式组屋。虽然他对结合住宅和看护模式的社区关爱组屋项目非常感兴趣，但因担心等候时间太长而不敢申请。
他在1990年代通过组屋登记制度购买组屋，当时只等了三个月就拿到钥匙，因此希望政府能重新实行类似制度。“如此一来，不仅年长者不用等那么久，房屋市场也会更加稳定，年轻人也就能够更容易买到房子了。”
国家发展部下来会举办更多场对话会，以及走进校园和社区举办路演。当局也会在10月8日至11月27日间进行线上调查，邀请公众提交意见。
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