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环境是政府的责任，还是大家的责任？在劳动力紧张的新加坡，我国还能一味依赖清洁大军吗？
配合“新加坡携手前进”（Forward Singapore）运动，《联合早报》和国家环境局于3月18日联合举办“不关我的事？维护公共清洁，全国如何携手前进？”现场对话会，由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次长马炎庆、公共卫生理事会会员符传丰博士、亮星控股营运总监陈玮滢、慈济环境永续部经理陈苏姗，以及70名公众出席，共同谈论对于新加坡公共清洁的意见和想法。
本地居民安淇注意到，多处草坪最近出现鼠洞，有可能是人们野餐后留下大量食物残渣和垃圾，让老鼠越来越猖獗。其实，大家只要把垃圾丢进垃圾桶或带回家，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另一名公众陈秋霞则说，社区的垃圾问题越来越严重，她几乎每天都要在社区捡垃圾，一个小时就捡了三至五袋的垃圾。
“居民周末总是很踊跃地做义工，如派米、照顾年长者，可是垃圾却很少人要碰，大家都嫌脏。”
不能单靠政府力量维持公共清洁
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次长马炎庆首先指出，根据2021年进行的“公共环境清洁满意度调查”，有73％的公众认为“公共清洁是政府的事”，相比2019年的58％增加不少。他解释，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去确保公共场所和设施的安全、舒适与干净，然而公共清洁却不能单靠政府的力量去维持。
“新加坡作为一座花园城市，有着数以万计的树木和大量草地，仅是清理天然垃圾如枯叶和树枝就须要耗费清洁工大量的时间与力气。如果政府还要长期兼顾公众随意丢弃的人造垃圾，或是再持续投放更多人力和资源在公共清洁上，只会让经济失衡。”
在对话会上，中峇鲁巴刹与熟食中心的清洁工萧惠娇（81岁）透露，她遇过一名女顾客在她清理桌面时，竟然将孩子大便后的纸尿片直接丢到碗碟上，她气愤地让这名顾客把尿片丢到垃圾桶里，却遭到对方的呵斥：“这是清洁工的工作，反正碗碟也是要洗的。”
另一名清洁工谢秀娟（48岁）在位于惹兰勿刹的白锡熟食中心（Berseh Food Centre）工作，她偶尔遇到一些不愿归还托盘的顾客时，即使是好言相劝也会被骂，他们认为这是消费者权利，有时也会讽刺清洁工变得娇贵。她也说，她除了收拾托盘，每天还须要早午晚三次清洗公共厕所，因为厕所也经常满地纸巾和排泄物。
对此，马炎庆回应：“若顾客认为自己为食物付款后就应该享有清洁工的服务，前提就是要先接受食阁的食物价格持续上涨，毕竟羊毛出在羊身上。另外，政府也让垃圾虫除了罚款以外，还要到牛车水这些人多的地方去捡垃圾，体验清洁工的辛苦。”
公共卫生理事会会员符传丰博士说，新加坡虽然国土面积小，却有5万3700名清洁工，他们有一些是外籍劳工，也有一些是大家身边的阿公阿嫲，他们也是属于新加坡的一分子，所以大家须要体恤这些清洁工。
“每个人随手丢垃圾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清理垃圾却很困难，对年纪大的人来说更危险，人们不能再制造没必要的垃圾让他们经常弯腰或是来回跑。”
许多地方靠清洁工保持干净
在现场的投票互动环节中，约六成的公众认为新加坡目前的公共清洁情况还可接受。马炎庆说，新加坡很多地方之所以能保持干净，大多仰赖于清洁业者与清洁工的功劳，而不是靠公众自发性地共同维护。
“我们每天早上起床会发现环境很整洁，是因为清洁工摸黑清理，但是如果有一天全国的清洁工都休假的话，人们就会看见新加坡公共环境真实的一面。”
近期，法国清洁工罢工使巴黎街头堆积超过7000吨的垃圾。去年10月30日，公共卫生理事会也举办了一场新加坡清洁日（SG Clean Day）活动，部分乌节路购物区不见清洁工的踪影，没有人清扫街道，400名志愿者竟在短短一小时内，捡到至少100袋垃圾。这个活动提醒国人应更有责任地维护自己国家的清洁，让新加坡成为一个清洁的国家，而不是一个被清洁的国家。
符传丰认为，目前我国的卫生情况跟六七十年代的新加坡相比是变好了，但是跟日本、台湾比较的话，却还没达到标准。
“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是垃圾制造者，都会在外用餐、使用公共厕所，所以公共清洁绝对不能说不关我的事，而是我们所有人的事。”
清洁业科技化转型 机器人提高环境质量
亮星控股营运总监陈玮滢说，清洁公司长期面临人力不足的情况，年长者力道不足，清理厕所时也可能因为地面湿滑跌倒。
幸好，近年来政府大力推动清洁业的科技化转型，鼓励业者引入各种类型的清洁机器。“商场在使用清洁机器人后，减轻了员工大量重复且繁琐的工作，让他们更专注于清理边角空间以及消毒的工作，提高环境的质量。”
清洁主管许素花（65岁）说，如今的清洁机器能够很好地清理地板和马桶之间的角落和缝隙，她在教导员工用新的机器I-MOP清理厕所后，得到了许多员工的积极反馈，他们很高兴不必再长期弯腰和蹲下，工作起来更方便和安全。
“一开始许多年长者会排斥使用科技，认为自己学不会或是怕把机器弄坏，但是他们在操作以后都会称赞机器的便利。”
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次长马炎庆说，在支持清洁业的科技化转型的同时，环境局也与清洁业者联合推出奖学金，为这个行业培养更多新一代的人才，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的问题。
业者设奖学金吸引年轻人才加入
亮星控股便是这项奖学金合作计划中的其中一员，陈玮滢说，很多人都觉得清洁业是属于年长者或外籍劳工的工作，通过奖学金的鼓励，未来将会有更多年轻的人才加入其中，协助清洁工解决机器操作和管理的问题。
其中一名奖学金得主黄文斌（国民服役，23岁）服完兵役后便会加入亮星控股。他说，他学习的专业是工程科学。“如果以后我在机器软件中多打几个代码，就能为清洁机器人创造多一些功能，协助清洁工利用机器轻松地完成工作的话，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对此，陈玮滢也认为目前研发清洁机器的公司有许多工程师和人才，因此提供清洁服务的业者也须要同步吸纳更多的年轻员工，由他们观察和了解清洁工的需求，并反映给清洁机器的研发团队，例如机器屏幕和按钮的字体放大、多种语言选择、机器体型等，以便为老年人设计更方便操作的机器。
疫情让国人更有卫生意识
冠病疫情后，公众更注意环境的卫生与清洁，人们会在用餐时自备消毒纸巾擦桌子，也会更在意地铁、巴士或公共厕所等环境的干净。
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次长马炎庆说，疫情让公众对细菌和病毒的传播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警惕，是提高人们公共清洁意识的最佳时机。
新加坡慈济每月都在社区举办“慈济环境永续日”活动，邀请居民一起参与资源分类，同时也鼓励民众提高保持环境清洁的意识。由于邻里垃圾包括许多塑料瓶、塑料袋等，所以公共清洁也和环保意识挂钩。
慈济环境永续部经理陈苏姗解释，环保指的是环境保护，不只是资源回收，还包括了公共清洁，但如果家庭都能有资源循环利用的意识，也在无形中减少了许多垃圾，减轻对清洁工的负担。
“慈济做了20多年，许多公众已经将这个义工活动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服务，甚至会把一大袋夹杂着垃圾的废品直接交给义工处理。然而，疫情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时机，防疫时期我们无法像以前一样定时进行资源回收时，人们便开始了解这项活动的重要性。我们也趁机向人们宣导义工的身体健康也很重要，垃圾尤其是烟蒂、纸巾和口罩等都充满了细菌，会直接危害到他们的健康，大部分民众都会变得更体谅，会在进行回收前把垃圾仔细地筛选出来。”
慈济每年也会配合公共卫生理事会带动捡垃圾的运动，身体力行地为环境的干净、永续，尽公民的责任。陈苏珊认为，这些捡垃圾活动对于保持公共清洁来说是小事，但是却能通过一次次的言传身教，把人们的清洁意识带动起来。
“义工在捡垃圾时不只是安静地动手去做，而是要劝诫和宣导一些随意丢垃圾的民众，让他们对于保护环境更有公民意识。”
马炎庆随后在对话会上亮出自己随身携带的水瓶，呼吁大家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比如带个水瓶就能减少许多用过即丢的一次性杯子或塑料瓶装，减少制造垃圾。
他也指出，一些乱丢垃圾的民众给出的理由是因为找不到垃圾桶，可是地铁上没有垃圾桶，也很少清洁工人，却特别干净，这表示公众是有环境意识的，只是不愿行动而已。
爱护环境从“心”出发
在民众发表意见的环节中，不少人纷纷提及李光耀先生为新加坡公共清洁付出的心血。其中，拥有国家环境局稽查执照的民众刘国平（66岁）受访时说：“李光耀在1968年为新加坡展开清洁运动，并花了10年时间清理新加坡河，才让我国发展成东南亚最干净的花园城市。所以从新加坡的历史轨迹来看，国人一定要有公民意识，学会照顾好自己的国家。可是，现代人生活条件不同，有女佣和清洁工来收拾，如果我们习惯被别人照顾的话，只会阻碍国家的进步。”
马炎庆也回忆，他对一张李光耀亲自清理街道的旧照片，印象特别深刻。他指出，新加坡单靠清洁工人的话，不可能实现永续发展的目标，政府一直很努力地在引导公众培养卫生习惯，可是靠教育和罚款都很受局限，所以希望人们能够从自己的心出发，看到环境很脏，不要把责任推给清洁工，先把矛头指向自己。
“我们要做的不只是确保家里的清洁，而是整个家园的清洁，期待新加坡未来只有自然垃圾，没有人造垃圾。”
【本文由国家环境局与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呈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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