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多位本地新闻界名人纷纷出书，我们也经常问“老老总”林任君，什么时候也写回忆录？他总是笑笑，偶尔回答也只是简单地说：“我没有什么好写的。”
1973年从南洋大学政府与公共行政学系毕业四年后就加入《星洲日报》国际组当翻译，1993年底受委为《联合早报》代总编辑，1995年1月正式出任总编辑，为这份报纸掌舵18年。任内他推动了新闻室电脑化、早报网上线，扩大早报的国际空间和视野，“没什么好写”实在是谦逊之词。
在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看来，他的想法和理念，早已融入这份报纸，以及许许多多他写的重头文章中。
林任君不写回忆录，但是如果读过他写的文章，包括给别人的书写序、讲座上的讲稿，还有他退休后写的《四面墙外》专栏，可以看出他刚正直率的性格，以及他的长期思路。
从称呼他为“老总”到“老老总”，我们对他相当熟悉，他的长期读者也应该对他不陌生，所以我们以新闻记者的嗅觉，直接从收录在他的新书《世事任君谈》的“一篇没有机会发表的演讲”谈起。
这篇没有发表的讲稿写于2004年中，南洋理工大学时任校长徐冠林博士公开提出要正视南洋大学（简称南大）的历史，而隔年正逢南大创办50周年，各方正酝酿着在7月14日的毕业典礼上，宣布南洋大学复名的消息。
身为南洋大学校友也是《联合早报》总编辑的林任君欣然接受邀约，以校友身份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
“我看到南洋理工大学在徐冠林当校长后，跟华社的接触、联系、演讲等等，做了很多工作。加上他们跟中国、印度都建立了关系，觉得他们变得很多元了，这个时候变成不只是一个理工大学，名正言顺。”
林任君也很清楚，复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一些南大校友当时批评这只是自欺欺人，而他认为，能复名已经很不容易，连前南大在1980年关闭时的理事会主席黄祖耀，都愿意回去担任南洋理工大学名誉副校长，这很难得。
为了对徐冠林的工作表示支持和肯定，以及对母校那份感情，他对这次的演讲十分重视。毕业典礼是星期三，他以一贯严谨的做事态度，早早准备好讲稿。怎么知道在之前那个周末，情况急转直下，复名计划被否决了。
一个重大的改变压了下来，林任君觉得那他出席毕业典礼也没有什么意思，立刻通知校方他不去了，而准备的演讲稿也尘封了将近20年，趁着文集的出版他才让讲稿重见天日。
74岁的林任君受访说，徐冠林为复名一事付出很多心血，却在最后关头告吹，痛苦和心酸可想而知。这些年，他从未与徐冠林讨论过演讲内容，直到最近才把这篇未发表的演讲拿给徐冠林看，徐阅后非常感动。
林任君说：“已经时过境迁了……这篇讲稿应该发表，作为历史的注脚。”
记者问：“你对南大还有一定的情怀？”
他以一贯坚定和坦率的语气回答：“当然，当然！”
在南大问题上，林任君游走在两个身份之间，一是心怀云南园的南大生，一是务实理解大局的媒体人。
南大是东南亚各地和各界华人出钱出力兴建的本区域最高华文学府，1980年关闭对他们伤害极深。然而，现实是到了2004年，英语已是我国社会普遍使用的语言。林任君很清楚，要恢复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的大学并不可能。“你的生源哪里来？”
在他那篇未发表的演讲中，他寄望南洋理工大学能“重新引进南大精神”“打破南洋理工大学独尊英文、以西方思想为圭臬的局面，而采取一种开阔的全球性视野”。
记者问他是否认为南大问题如今仍然敏感。林任君毫不迟疑地说：“不敏感了。”
思忖一番后他补充：“一些人还认为这是个很敏感的问题，有些人还在担心……这个南大问题其实可以公开谈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不再敏感。既然是发生过，就应该谈。”
当年促使南大和新大合并的《丹顿报告书》，主张新加坡只需要一所大学。如今，我国已有六所大学。
林任君说：“如果当时不关的话，留得青山在……即使以英文为主要教学媒介，但你有计划地、有远见地保留那个联系、一些核心的东西，如果以某种形式保留下来，如今还可发挥作用。”
林任君新书忆深夜回复李光耀有关故居去留电邮
有些人认定坐在某个位置上的人，必然得说某些话，他们想当然地以为《联合早报》总编辑一定是个唯唯诺诺的人。真正认识林任君，就知道他不是。他不是那种“冲突型”的人，但也绝对不是一个去猜测别人要听什么，就讲什么的人。
在他当总编辑期间，经常收到建国总理李光耀的电邮，这些电邮并不是“下指示”那种，而是听意见。
李光耀的观点在国际上深受尊重，他经常受邀为《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福布斯》（Forbes）等知名国际刊物撰写文章，而他发给总编辑的电邮，大多是要收集他们对文章草稿的反馈。
“他有时要对学生讲话时，也会问我年轻人的意见。我就向年轻同事了解一番后，把他们的想法汇总后回复他。”
2011年3月17日深夜，当时还担任内阁资政的李光耀发了一个电邮给一位高级公务员，同时抄送另外几名官员和新加坡报业控股（新报业媒体集团前身）旗下报章的几位总编辑。
当时，李光耀已经决定要拆欧思礼路38号，并建议按照这栋房子的比例建造一个模型做纪念，还有做一些视频等给房子做记录，收到国家博物馆里，因为一些“影响和塑造新加坡前途的重大决定”曾在屋子里做出。他希望这位官员负责这个工作。
“他在电邮后面加一句：Editors, what are your views?（总编辑们，你们有什么看法？）”
林任君审完早报的版，已经是半夜，这样的电邮他知道不可以留到隔天。那年正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他想起晚晴园，于是写道：“假如我们当初没有保留那栋孙中山居住过、并在里面策划那些最终导致中华民国诞生的起义的别墅，在来临的10月，我们就不会有一个恰当又有意义的场所来庆祝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了。”
回了电邮，他就回家了。
做新闻那么多年，林任君很清楚李光耀不要留下任何纪念建筑，还公开说过看到那些名人故居给旅客去踩，他不希望自己的故居变成那样。但是，林任君认为，李光耀很强调法治，而新加坡的法律规定，有历史价值的东西不可以随意拆除，拆除与否应该由政府决定。
任何媒体都有立场 底线是公信力
在面对来自各方压力和要求时，保持独立判断，是林任君认为作为媒体老总最重要的。
不仅是政府，商业机构也会一直要影响媒体，林任君认为，公信力是媒体的底线。
“我们必须确保这个准确还有平衡。任何媒体都有立场，这不在话下。你可以有你的立场，但是你必须要有这个专业性、准确性、公信。这是不可以妥协的。”
这些年来，林任君在早报报庆特辑和国际媒体研讨会上发表的中英文章，都是他作为一个报人对行业的发展和现况的观点与批判。他对新加坡在新闻事业上努力走出一条有别于中国和西方模式的道路有一定的自豪感，这毕竟是他一生事业生涯中见证和参与的。
另一方面，林任君是一位国际新闻组出身的媒体人，他对国际问题深感兴趣，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博弈，以及地缘政治与经济的微妙关系，翻阅这些文章可以看出他对时局发展的前瞻性眼光，冷静而不偏不倚。这些虽然是过去20年内写的，如今看来还有一定的洞见。
在《联合早报》百年历史中，林任君同行了38年，从1977年加入《星洲日报》，到2015年他正式退下，但是我们都知道，新闻上他没有“退休”，每天还很仔细看报，关注新闻。他坦言自己的身份很难和新闻工作分割开。
“任君看世界，可以从个人身份，也可以从总编辑身份、报人身份理解。新书的副题是‘报人生涯，一得之愚’。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是愚者千失，必有一得。”
能写出这样的话，其实是“大智若愚”。
【城市阅读节】林任君: 《世事任君谈 ——报人生涯 一得之愚》新书发布会
主讲：林任君
与谈人：王昌伟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叶鹏飞（《联合早报》言论组主任）
《世事任君谈 ——报人生涯 一得之愚》不单是一位资深报人的评论总集，更折射了《联合早报》以至新加坡媒体的发展轨迹。
日期：6月2日（星期五）
时间：下午4时30分至6时30分
地点：报业中心礼堂（大巴窑北1000号，邮编318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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