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烽火现场:我们所知道的陈加昌

老报人陈加昌的灵前,摆放了他在家中看书的照片,以及其中四本著作。(唐家鸿摄)
老报人陈加昌的灵前,摆放了他在家中看书的照片,以及其中四本著作。(唐家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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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首名战地记者、从事新闻工作超过半个世纪的老报人陈加昌,上星期三(6月21日)晚间因肺炎病逝,享年91岁。本地的许多新闻工作者曾得到他的指点与帮助,出于敬意尊他一声“陈老”。

走进新加坡殡仪馆二楼Regency厅的人,大多能听出陈加昌灵堂前播放的曲子,是华人世界传唱甚广的《榕树下》。家人说,这是陈老最喜欢的一首歌曲,但打动他的不是余天演唱的那首华语情歌,而是日文原曲《北国の春》所表达的对母亲的思念。

陈加昌出生于1931年,共有兄弟姐妹11人。他是五个儿子当中的老二,名字中的“加”来自新加坡的国号。根据2005年4月《联合晚报》在陈加昌母亲李炳娇以百岁高龄去世时的报道,陈加昌的父亲陈雪阶当时是以“新加坡国战”五个字来为五个儿子取名。陈雪阶1946年在前往印度尼西亚坤甸经商时因一场海难逝世,留下41岁的李炳娇和11个孩子。

陈雪阶主张让孩子接受充分的教育,日据时期只有日本学校,所以让陈加昌到昭南日本学院念书,没有因为日语是“敌人的语言”而排斥。这段经历让陈加昌掌握了日语的基础,在日后的新闻工作生涯里派上用场。

陈加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新加坡被日军占领期间,用随身的小本子记录了轰炸机飞过和防空警报响起的日期与时间。他2022年2月应邀到报馆参加一场纪念新加坡沦陷80周年的跨时代对话时,向早报读者展示了这些珍贵的历史记录。(档案照片)

亲历万隆会议和中南半岛战乱 记者生涯丰富多彩

1950年韩战爆发时,陈加昌加入国民党机关报《中兴日报》成为记者。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亚洲和非洲国家在印尼的万隆召开第一次亚非会议,陈加昌采访了“万隆会议”,成为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之一。

采访万隆会议的三名新加坡记者:陈加昌(左起)、《星洲日报》的刘天凤,以及时任《南洋商报》采访主任、后来从政的政坛元老李炯才。刘天凤和李炯才先后在1970年和2016年逝世。(档案照片)

陈加昌1956年以泛亚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到刚刚脱离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柬埔寨、老挝进行近半年的实地采访,并长期观察、采访与报道柬埔寨的动荡岁月。他在越南战争前及战争期间,多次派驻南越首都西贡(后来的胡志明市),是本地首名战地记者。

陈加昌也是1950到1970年代东南亚许多历史大事件的见证人,如华玲会谈、万隆会议、越南战争等,他都在现场做实况报道。

过去的记者发稿时经常借助电报,陈加昌生前送给《联合早报》收藏存档的资料当中,就包括拍发华文电报所需的电码本、调试中文传真机时的记录,以及电路蓝图等技术资料。(关俊威摄)

“记者应该长命百岁见证时代才对”

战地记者的首要特质是出生入死,在一般人视为畏途,充满死亡危险的情境中履行职责。陈加昌在越南战场上就曾与死神擦身而过。在战火中殉职的新加坡摄影记者邱谦诚与岑启辉,都和陈加昌相熟。陈加昌的女儿陈丽芬日前在灵堂也告诉记者,他们一家每次到蔡厝港坟场扫墓时,陈加昌也会到邱谦诚的坟前致意。岑启辉则葬在碧山亭,后来再迁到万礼的骨灰瓮安置所。

2011年是越南战争结束36年,一项汇集135名战地记者当年所拍300多幅摄影作品的展览,巡回来到新加坡展出。陈加昌在展览上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感慨:“死去的记者不是好的记者,记者应该长命百岁见证时代才对。”

他回忆,1972年5月的某一天,他夜里到岑启辉在西贡的酒店房间话家常,邱谦诚因为宵禁而无法赶回,后来到了凌晨4时才回到酒店。不过,这是三人最后一次见面。两个月后,邱谦诚和岑启辉就在一次执行拍摄任务时被子弹击中倒卧沙场。

陈加昌(左)和两度获得美国普利策摄影奖的提姆·佩兹(Tim Page),2011年参观越战摄影展时,在岑启辉1972年7月遗留于南越广治省战场的摄影机残部前缅怀故人。(档案照片)

出版追忆建国总理著作 成为文学奖最年长获奖者

陈加昌1950年代采访邮电工友联合会与政府薪金纠纷问题时,首次与当时未满30岁的年轻律师,也是工会法律顾问的建国总理李光耀接触。

李光耀2015年去世的同一年,陈加昌出版根据自己的观察叙写的22万字《我所知道的李光耀》,在书中梳理我国的建国史,以及讲述建国总理的“海峡两岸情”。这本回忆录被列入香港《亚洲周刊》2015年度十大好书,也获得2016年新加坡文学奖“华文纪实文学”组的大奖。在2022年历史学者王赓武教授(时年91岁)以英文传记《心安即是家》获奖前,陈加昌(时年85岁)是最年长的获奖者,获颁一万元奖金。

陈加昌当年受访时说,《我所知道的李光耀》的内容除有关建国总理李光耀的政治生涯之外,更涉及不少这半个世纪以来的政坛轶闻、名人轶事,所书写的不是揭露秘密或暴露内幕,而是历史过程的事实记录,是“迟来的真实报道”。

陈加昌2015年10月在《我所知道的李光耀》新书发布与座谈会上,同出席者交流。(档案照片)

他也说:“半个多世纪来,我有着许多记者未曾有过的机会,在风云变幻的本地区巡回现场采访,见证了历史剧变。今天,我已经晚年了,还勉强能动笔,若我现在不将我所见、我所闻及我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写下,我就是白做了半个世纪的新闻记者了。而且,我并不是普通的地方记者,若不书写历史,算是枉生在这个时代。”

陈加昌关于柬埔寨的第二本著作《中柬风云六十年》,也在2020年入围新加坡文学奖。

“老记者不死,故事说不完”

《联合早报》副刊专栏作家余云2011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陈加昌爱说“老记者不死,故事说不完。”

陈加昌生前出版了八本著作,从《越南,我在现场》到《中柬风云六十年:陈加昌历史笔记》的五本,是他在2005年正式退休之后才完成的。

前资深记者刘培芳1980年代柬埔寨内战期间数度远赴柬埔寨和泰国边境实地采访,得到陈加昌的指点和帮助,视他为恩师。

刘培芳日前受访时说,陈加昌一辈子心心念念的都是新闻工作,除了记忆力超群,能回忆起时隔久远的采访细节,也保留了很多资料,无论小纸头还是密密麻麻的文字记录都能很快地找出来。

这就是陈加昌在硝烟散去数十年之后,仍能陆续继续笔耕,将丰富的资料和照片转化为一系列畅销书籍的秘诀。

陈加昌的第九本著作目前正在编辑阶段,是一本名为《新闻圈内70年》的回忆录,长达15万字,写的是他作为新闻从业员的生涯。

这本回忆录由陈加昌自己执笔,手稿经由本地历史学者林孝胜整理成电子稿,再转交给退休报人林凤英审阅和编辑。书稿已经交给出版社准备出版,计划今年9月问世。

林凤英说,陈加昌希望通过这本著作记录下自己多年累积的经验,为有心从事新闻工作的后辈留下一些经验之谈作为参考,可惜赶不及在陈加昌有生之年出版,有些遗憾。

林凤英在脸书贴文悼念陈加昌时,也说陈老在著作中更加详细地补充当年在新闻现场无法发出的内幕。“历史细节在他脑海里从未褪色。”

1965年陈加昌(左)跟随美军在越南采访,图为他在南越与北约交界的广治省工作的情况。广治省也是越战期间,记者伤亡最为惨重的地区。 (陈加昌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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