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青少年对现实不满 较容易受极端主义影响

内安局强调,我国政府对任何形式的仇恨言论,无论属于什么意识形态或理由如何,都采取零容忍的立场。(档案照片)
内安局强调,我国政府对任何形式的仇恨言论,无论属于什么意识形态或理由如何,都采取零容忍的立场。(档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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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处于寻找稳定自我身份认同的阶段,他们在这个情绪波动时期如果对自身的族群、宗教或国家感到不满意,就可能从这些看似“强大且声望较高”的群体中寻找身份认同。

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院长古玛(Kumar Ramakrishna)教授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做出上述分析。他指出,一些青少年会受到极右翼极端主义群体的影响,也是因为这些群体的领导者看似能够为社会问题提供黑白分明的答案,并且动员追随者反对被视为“邪恶”的外部群体。

他说:“这些情感上脆弱的青少年,可能会认同那些看起来强大、自信、有明确目标而且有凝聚力的群体,从中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获取意义感。”

本地已发生两起青少年因极右翼极端主义思想而自我激进化的案例。一名印族青年2020年因计划对本地回教堂发动攻击,被内部安全局拘留,本月刚获得释放;一名华族少年则在不久前被发现有到外国参加暴力袭击行动的倾向,接到当局发出的限制令

白人优越主义者 很会用“善恶对抗”叙事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主任比尔维尔星(Bilveer Singh)副教授也指出,白人优越主义者瞄准年轻人,推销“善恶对抗”的叙事,吸引那些尚未成熟、只会用简单二分法理解情况的年轻心智。

他因此警告,人们不应该对这个倾向掉以轻心,家庭和学校在避免青少年在网上接触极端主义信息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比尔维尔星说:“这些宣扬极端主义的人非常狡猾,他们以非常吸引人的形象展现自己,让人们感到兴奋。他们的运作方式和之前的圣战主义者、锡安主义者(Zionist),没有差别。”

国大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副教授吴佩松则分析,新加坡是一个高度城市化且与全球网络紧密连接的地方,受到美国流行文化和媒体的深刻影响,社交媒体算法推送内容的方式也让人们更有可能自我激进化。

他指出,一个容易受影响的青少年在形成个人身份的过程中,如果脱离了与家人朋友相关的本地文化,那他只能依赖社交媒体这个幻想的场域。大多数人会转向朋克、嘻哈、韩流等次文化,但也有人在白人优越主义中,看到他们认为“丰富且迷人”的法西斯主义或新纳粹主义。

两起案例提醒人们 新加坡不会对这类意识形态免疫

政治与风险咨询公司SJK Geostrategic Advisory执行董事萨稀贾古玛(Shashi Jayakumar)博士认为,本地出现的这两起案例,当事人的种族不同,第二起也没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人们可能进入一个以诉求、意识形态或政治为基础的自我激进化时期。

他建议,如果人们注意到朋友或亲戚陷入这类封闭的“回音室”(echo chamber),最好通报有关当局。“这并非惩罚性的举措,因为如果早点发现,有关机构就有机会在须要拘留之前介入。”

内安局在星期三(1月24日)发出的文告中也说,虽然极右翼极端主义还没在新加坡扎根,但两名青少年的案例提醒人们,新加坡并不会对这类意识形态免疫。经过一番调整之后,白人优越主义、反回教、仇外和反移民的思想也可能会适应新加坡的环境,导致深刻的社会分歧,加剧偏见,以及鼓励一些人对少数群体或外部群体采取暴力行动。

内安局强调,我国政府对任何形式的仇恨言论,无论属于什么意识形态或理由如何,都采取零容忍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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