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交媒体和聊天应用的普及化可能助长自我激进化，若没有正确的指导和支持网络，青年更容易更快速受极端主义影响。受访专家指出，在这方面，个人的人际网络尤其是家人，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一名14岁的中三男学生因为自我激进化，今年6月接到内部安全局发出的限制令，成为本地迄今接到限制令的最年轻者。从他搜寻以哈冲突信息，到想在本地发动攻击和影响同学，这个激进化过程仅仅几个月。
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院长古玛（Kumar Ramakrishna）教授说，在20多年前，激进化过程往往要更长的时间，过程也由极端组织控制。如今，由于社媒和聊天应用普及化，网上支持极端主义的内容来源更广泛，传播速度也更快。这个趋势和相对容易受影响的青年心理相互作用，加速了激进化过程。
“这说明我们得加倍努力，培养青少年的情感和心理韧性，以抵御极端主义的诱惑，例如培养他们的数码素养和批判性思维。”
另一名因自我激进化而接到限制令的，是一名33岁女前公务员。她的互联网活动引起当局关注，包括积极参与恐怖组织网络“抵抗轴心”的社媒小组。
应对极端主义内容 社媒须采取零容忍态度
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安全研究教授古纳拉特纳（Rohan Gunaratna）认为，比起线下激进化，线上激进化是更大的挑战。虽然我国已投入大量资源打击网络激进化、假新闻和其他威胁，但并非所有国家的政府都致力于解决青年激进化的问题。
“只要网上有极端主义内容，青年就可能被触动，导致政治化和激进化。社媒和科技公司应对极端主义内容采取零容忍态度。这些公司的领导人应承担责任，应通过法律授权他们迅速删除网上的极端主义内容，并与安全部门共享有关信息。”
种族和谐倡导组织hash.peace发起人法尼玛（Nazhath Faheema）认为，激进化在数码时代可能更迅速发生，但发生的具体速度和方式取决于各种因素，例如当事人接触到的暴力极端主义内容、社交环境和人生处境，以及是否缺乏支持网络等。
“每个案例都必须单独研究，以便根据当事人的心路历程和经历了解具体原因。”
她认为，宗教领袖、家人和教师须提供指导，帮助青年理解在新加坡这个多元宗教社会中维系和谐的重要。
两案例导火线均为以哈冲突 海外冲突或影响我国内部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自我激进化案例的导火线都是以哈冲突，凸显了海外冲突可能对新加坡内部安全造成的影响。
对于如何应对这一趋势，新加坡卡达耶纳卢尔回教联盟（Singapore Kadayanallur Muslim League）主席拉贾莫哈末（Raja Mohamad）认为，我国应继续提供适当的正规和宗教教育、维持开放的交流、让社区和宗教领袖纠正错误观念和偏颇意识形态，以及时刻保持警惕。
他也强调社交网络对青年的重要性，尤其是他们的家人、朋友和社区内的青年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