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华仁的罪责有多重？
易华仁在案发期间担任交通部长，已身处高位六年至10年。他也是F1赛事指导委员会主席，是政府在F1赛事上主要负责协商的代表。担任要职的人通常对重大商业交易或程序，具有较大的潜在影响力，对公共利益的影响也较大。
涉案公职人员的职位越高，罪责也越重。他们也有责任为其他公职人员树立廉洁与自律的高标准。如果利用职务之便获取贵重礼物，罪加一等。因此，从易华仁的职位和资历来看，他的罪责较重。
另外，易华仁接受王明星的好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行为。在这期间，他清楚知道王明星参与新加坡旅游局和新加坡赛车公司的商业往来。因此，尽管易华仁没有主动索取这些好处，他不能被视为被动的收礼者，这进一步加重了他的罪责。
易华仁获取的好处价值不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他的罪责。
接受好处构成什么伤害？
易华仁接受与他有业务往来者的好处，影响公众对采购流程独立性，以及公职人员廉洁的信任。即使对方自愿提供好处，也不能减轻易华仁的罪责，或减少公众因此对公共机构信心的损害。
另外，获得的金钱利益越大，对公共机构信任造成的伤害就越大，而且只要让人觉得违例者受到赠礼者的影响，这本身就是一种伤害。
然而，法庭不应过分强调贵重物品的价值，因为接受或获取贵重物品本身，就是罪行的构成要素。其次，评估伤害的程度时，物品的价值只是其中一项指标，还需要考虑整体情况。一般来说，涉案人的职位越重要，伤害就越大。
加重刑罚有哪些因素？
除了易华仁承认的五项控状，法官在量刑时，还考虑了另外30项刑事法典第165节条文下的控状。这些控状也是加重刑罚的因素之一。
此外，加重刑罚的因素还包括：易华仁的犯案时长、对公共利益和公共机构信任的损害程度，以及易华仁所担任的高职。
为何三项控状刑期分开执行？
若罪犯犯下至少三项不同罪行，并被判处监禁，法院必须命令其中至少两项罪行的刑期分开执行。高庭法官下令涉及王明星的第六项控状、涉及妨碍司法公正的第27项控状，以及涉及林国城的第29项控状的刑期分开执行。
在易华仁承认的五项控状中，抵触刑事法典第165节条文的控状，与妨碍司法公正的控状，保护的法律利益不同；而第六项和第29项控状涉及的赠礼者、时间段、潜在商业交易和易华仁的职务都有所不同。
这三项控状的总刑期为12个月，法官认为整体刑罚与易华仁的罪责程度相符，也不会过重，因此下令这些控状分开执行。
求情因素的影响有多大？
辩方律师文达星提出的求情因素包括：易华仁多年来对公共服务的贡献、自愿上交犯案所得的好处，以及他选择认罪。法官认为，易华仁对公共服务的贡献，充其量只是量刑时的一个中性因素。而他上缴好处的举动，并未完全弥补他对公共利益的损害，且他没有更早交出，求情价值低。
法官综合考虑求情因素和加重刑罚的因素后，认为易华仁认罪，可获得30％的刑罚扣减，但仅限于修改后的控状，其他控状最多减刑10％。
其中，易华仁在第三阶段承认妨碍司法公正的控状，因此只能给予10％的刑罚扣减；其他原本涉及第165节条文的控状，因易华仁未更早上缴好处，求情价值低，同样只能减刑10％。易华仁在控状修改后上缴好处，这对于修改后的控状求情价值较高，可给予30％的刑罚扣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