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加强法律打击儿童性剥削　

发布/2024年10月13日 05:05

本地男子诱骗外国未成年少女“交往”，将她带到新加坡，称自己欠债累累，劝她卖淫、卖裸照帮自己还债。案件被警方调查，少女被问话时却为对方说话，称对方可怜，意识不到自己经历的正是性剥削。

这起案件发生在2020年左右，刑事侦查局，专门罪案调查组高级调查员洪大永说，这是自己调查性犯罪和性剥削案十多年来印象最深刻的案件之一。

少女在16岁时接触到了一名20多岁的新加坡男子，该男子以交往之名将她带来新加坡；他声称自己欠债很惨，劝她卖淫，卖裸照赚钱。“这个少女并不觉得自己被剥削，还为加害者说话，觉得一切完结后会幸福美满地在一起。”洪大永说，自己花了大量的时间和她建立信任，一共录了至少七、八次口供。

加害者往往是“好好先生”形象可能是身边任何人

以洪大永的经验，这样的儿童性剥削案的受害者和加害者，都不一定符合大众的刻板印象。“比如这个少女其实很聪明，表达流利，受过良好教育。她甚至判断得出自己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症状。”洪大永不愿意透露受害少女来自哪个国家。

而对于加害者，他则说，他们多是那些看起来再正常不过的普通人。“他们可以是任何人。没有明显的暴力，犯罪倾向......在亲朋眼里是好好先生。”

多数他接触的受害者是中学以下的女孩，不过也有男孩，有些则是中学还没毕业的未成年。而加害者年龄介于青少年后期至60多岁，他们中一些人有恋童倾向，一些因好奇而一发不可收拾。

洪大永说，很多案件都是从社媒的一条私信开始。他们群发消息，用假身份骗取信任，最后让受害者发私密照，常见的平台包括Snapchat、Instagram、Telegram等。“这些平台不必验证身份真伪，任何人都可以装作是17岁的帅气男生。受害者鲜少见过加害者。”

让儿童清楚叙述被侵犯过程又不造成二次创伤成难点

让未成年人指证和清楚表达案情，同时不受到二次伤害，是调查过程中最大的困难之一。

例如描述案情时难免提到不正当接触。一般对法证口供重要的名词如“阴部”、“自慰”、“生殖器”，对于连自己身体部位还不了解的未成年来说，这些不仅可能无法理解，还可能让他们受到二次伤害。这种情况下，执法人员可能会用玩偶辅助，让他们指哪里被摸。

洪大永说，录口供的另一个难度在于一些小受害者不认为对方是加害者。他说，一些小受害者甚至在证词中仍把加害者称为“那个友善的哥哥”、“那个叔叔”，所以执法人员也不能把他们称为“加害者，被告”，要注意用孩子的语言和他们沟通。

被警察问询时，儿童也多警惕、害怕或觉得丢脸，或者担心影响家庭关系。“尤其是再次面对我这样的成年男性形象，我们得花大量时间循循善诱，建立信任。”

科技催生大量深伪儿童性虐内容我国将增强法律

我国修正的《刑事法典》在2020年1月生效后，制作、持有和散播含有儿童性剥削内容被列为刑事罪。

2020年起，一组像洪大永这样的调查员的工作范围扩大到专注于调查儿童性剥削案。警方过去四年来调查了140起相关的案件，绝大部分本地涉案者，都是浏览、散播和持有这类违法视频或照片，目前还没有涉制作这类内容的人被捕。

不过，他们每天仍须花大量时间查阅色情档案，不放过任何拯救儿童，揪出加害者的机会。最近的一起案件中，他们查阅了3TB的档案。

他们也利用科技，如人工智能匹配肤色的功能识别受害者，剩下的则要人工查看。警方一直在加强技术，以更有效打击罪犯。

不过，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硬盘和DVD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色情信息如今只要有手机就唾手可得，云端平台的出现让这些内容不受容量限制。

同时，用人工智能制作深度伪造的色情内容大量涌现。例如最近就有外媒报道，西班牙南部小镇2023年有超过20多名女童的虚假色情照被散播，这些深伪内容由人工智能生成，主要是把女童的照片移花接木到裸体上。在韩国，有一名男子因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儿童剥削性图像被判入狱。当地今年的前七个月，共报告案件297起，几乎是2021年的两倍。

洪大永说，这些在新加坡还没有出现，不过通过和国际上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密切交流，这一趋势不容小觑。我国也将完善和加强相关法律，确保用人工智能生成儿童性剥削内容明确被列为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