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争取最迟在2040年淘汰未减排的燃煤发电，比约三年半前的承诺早10年，向区域乃至国际社会发出强烈信号，要在绿色融资和能源转型方面继续做出贡献。
我国在2月10日提呈给《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新加坡2035年国家自定贡献提到，新加坡作为“弃用煤炭发电联盟”（Powering Past Coal Alliance）一员，会争取在2040年前淘汰未减排的燃煤发电。
我国2021年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6）上加入弃用煤炭发电联盟，也在大会上签署《全球煤炭到清洁能源的过渡声明》，承诺最迟在2050年淘汰未减排的燃煤发电，并停止发放新的许可，停止政府对全球新的燃煤发电项目的直接支持。
新加坡国立大学能源研究所所长李宝胜教授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我国提前淘汰燃煤比较具象征意义，除了鼓励亚细安成员国尽快脱碳，也巩固我国在可持续金融和能源转型的外交引领角色。
淘汰燃煤津贴讨论更受关注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太环境法律中心院长林淑文副教授说，今年11月在巴西贝伦举行的COP30召开前，有关淘汰燃煤津贴的讨论会越来越受关注。
她说，虽然燃煤仅占我国能源结构不到1％，新加坡首次在国家自定贡献中阐述要淘汰抵消燃煤，应该肯定，也凸显我国关注燃煤使用的问题。
事实上，到2040年，本地唯一还在使用燃煤的登布苏多联产设施（Tembusu Multi-Utilities Complex）已投入运作25年，接近使用终点，也有潜力完全改用生物燃料。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2023年在COP28上推出转型信用联盟（Transition Credits Coalition），发展转型信用以提前淘汰亚洲的燃煤发电厂。
转型碳信用是通过提前淘汰煤电厂并以清洁能源取而代之，减少碳排放后产生的高度诚信碳信用。如果定价适当，这类碳信用的销售所得收益，可以降低燃煤发电厂的所有者和投资者因自愿提前退役所产生的成本。因此，转型碳信用可以作为一种辅助融资工具，以动员资金支持提前淘汰燃煤发电厂。
林淑文也是国际商会全球环境与能源委员会副主席。她透露，委员会已向国际商会表明，今年会专注探讨逐步淘汰对环境不利的燃煤津贴。
减少对天然气依赖是关键
李宝胜说：“新加坡推动能源转型的真正挑战是，约95％的电力供应产自进口天然气，尽管天然气比燃煤更环保，但仍会排放二氧化碳，因此更关键的问题是新加坡能多快减少对天然气的依赖，同时确保能源安全。”
他认为，进口低碳能源，以及通过碳捕获技术减少天然气的碳排放，是短期内最可行的方案，长期来看，绿色氢气和氨气，以及核能等是改变棋局的方案。
我国提呈的最新国家自定贡献首次公布2035年的减排水平，目标要让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28年达到顶峰之后，从那年的6443万公吨减至2035年的4500万公吨至5000万公吨之间。
新加坡上一次更新国家自定贡献是在2022年，当时设定要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顶峰，并在2030年把碳排放减至6000万公吨。我国也承诺要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
国家自定贡献须每五年更新一次，此次更新承诺的最后期限是2025年2月。截至2月13日，仅有14个国家更新承诺，不达缔约方总数的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