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总理颜金勇和卫生部长王乙康接受《海峡时报》专访时，针对以下几道问题做出回复，《联合早报》整理了内容摘要。
问：在许多发达国家，政府都为公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为什么新加坡没有采取同样做法？
颜金勇：免费医疗并不存在，因为药物、设备、医护人员等费用，最终都得由纳税人支付。新加坡有全面的“S+3M”框架，即津贴、保健储蓄、终身健保，以及保健基金，确保医疗费用维持在可负担的范围。但确保病人在最合适的地方，获得最合适的医疗服务（right-siting）也很重要。
王乙康：若医疗完全免费，就容易失控，导致需求也会迅速飙升。“S+3M”框架的理念是：“支付方式决定支付金额”，确保病人不会支付不必要的费用。
问：为什么医药费那么贵，每年增长的速度甚至超过通货膨胀率？为什么政府不能采取更多措施？
颜金勇：医疗是高度依赖人力的领域，随着医护薪资上调和通胀，医疗费用也会上升。人口老龄化和新技术的引入也都是原因。政府也持续与各个医疗集群合作，探讨如何以更有效率的方式运营来降低成本。最根本的做法，还是帮助国人保持健康，减少对医疗服务的需求。
王乙康：保险是另一个原因。当有别人替你买单时，就更容易出现过度治疗和（病患使用）不必要服务的情况，进一步提高医疗费用。这是一个难解决的因素，也是我们很担心的问题。
问：2018年，时任卫生部长颜金勇规定，所有新出售的附加险（rider）必须融入至少5％的共同承担额，每年上限为3000元。然而，附加险至今仍在促使医疗费用上涨。当年的举措是否过于宽松？是否应采取更多保障措施？
颜金勇：我们对此进行了慎重的考虑。当时，附加险采用“从第一块钱开始保障”（first dollar coverage）的机制，病人的医药费几乎免费，完全由保险支付。但我要再次强调，医疗从来不是免费的，最终还是得通过保费来支付，而保费会不断上涨，医疗费用也会增加。因此，我们推行了这项政策，确保患者承担最低的共同费用。我们也希望继续向患者保证，医药费始终在可以负担的范围，便设定了3000元的上限。这个上限需要定期调整。随着医疗费用的上涨，上限也须同步调整。
王乙康：从根本上而言，这是一个行业问题。综合健保计划（Integrated Shield Plan）和附加险都是商业产品，在现阶段已陷入恶性竞争，因为保险公司都在争夺市场份额。当他们吸引更多病人（买保险）并扩大市场份额时，公司却发现无法持续这种模式的运营。保险公司因此会提高保费，但这种做法是不可持续的。
问：如今，每三人中就有两人买了附加险。如果只有综合健保计划，没有附加险，公众是否可以安心到私立医疗机构求医？
王乙康：终身健保会先启动。如果没有津贴并选择到私立医院求医，综合健保计划就能帮忙支付私立医院的费用，剩余部分由附加险和保健储蓄支付。如果保健储蓄不足，就须以现金支付差额。然而，许多年长者已意识到附加险并不划算。保险公司也察觉到这一点，我相信，他们也正在思考更好的替代方案。
颜金勇：附加险需要明确的指南和规范，确保长期内既可持续，又可负担，避免出现“自助餐心态”（buffet syndrome）。在年轻时，附加险比较便宜，能提供低成本的保障。但随着年龄增长，索赔增多，保费也会上涨，因此理解附加险的运作方式是做出明智决策的关键。
问： 如果随着年龄增长、保费上涨，人们放弃综合健保计划，公立医疗机构是否能应对大批涌入的患者？
王乙康：如果是这样，我们的医疗能力就必须满足需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须要增强医疗体系的能力。我们希望为病患提供选择，如果等不及了且拥有综合健保计划，就可以选择私立医疗机构。公共医疗因为有补贴，所以排队是无法避免的现象。在新加坡，我们希望无论收入如何，每个人都能在公立医院就诊，得到优质、可及且可负担的医疗服务。我们要做的是在医疗质量、可负担和可及这三个目标中，找到平衡，从而减轻国家和个人负担，同时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如果人口更健康，平衡这些目标将变得更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