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研究显示，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东南亚最高，但社会凝聚力水平中规中矩，在亚细安10国中排行第六。
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RSIS）星期三（6月25日）在第三届社会和谐国际大会上，公布“东南亚社会凝聚力雷达”（Southeast Asian Social Cohesion Radar）报告的部分研究结果。完整报告星期四（26日）发布。
研究员今年1月至5月间以网络问卷形式，在亚细安10国各访问1000名公众。本区域受访者总数超过1万人，采样具有人口代表性。
数据显示，东南亚社会整体上呈现高度凝聚力，平均72.4％受访者认为，自己国家的社会凝聚力相当强韧。
越南的社会凝聚力水平为83%，在10国中最高，其次为文莱（82%）、印度尼西亚（78%）、老挝（76%）、马来西亚（75%）、新加坡（73%）、缅甸（67%）、泰国（67%）、菲律宾（63%），以及柬埔寨（59%）。
研究以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Bertelsmann Stiftung）的社会凝聚力框架为基础，根据有助加强社会凝聚力的三大指标，邀请受访者对自己国家进行评估。
一是社会关系，即受访者的社交网络、对他人的信任度，以及对多元社会的接受度；二是与社会的联系，如国家认同、对决策机构的信任度，以及对社会公平与否的评估；三则是人们对共同利益的重视，包括公民对社会参与度、人与人是否团结互助，以及是否尊重社会规范。
整体上来说，东南亚社会凝聚力指数，与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呈正面联系。但报告也指出，支持或影响社会凝聚力的除了经济资源，还可包括其他因素。
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学院社会凝聚力研究高级研究员梁振雄博士，是这项调查的首席研究员。他以新加坡为例指出，我国似乎是一个异常的情况，经济表现虽比其他国家好，但社会凝聚力水平却不如预期。
“这显示社会凝聚力不单关乎收入的高低。一般上，收入越高，社会凝聚力也更强。这是因为社会有更多资源分配给不同群体，人们获得较多发展机会，有助促进社会稳定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很高，但凝聚力相对较低。”
数据显示，新加坡人自认公民意识相对弱。68%新加坡受访者对本地人重视社会共同利益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在可促进社会凝聚力三大指标中，表示认同比率最低。
对于这个现象，梁振雄推测，本地人一般上相当依靠政府去解决问题，这或许削弱个人的能动性。“当你没有机会发挥个人能动性去做出改变，你就不会有投入感，社会参与度也相对低……新加坡人在主动贡献个人时间和资源，以推进社会共同利益方面，还可做得更好。”
他指出，政府做得多，不代表人民就做得少，政府可进一步发挥协调者作用，支持新加坡人发挥主动性，为自己关注的事项贡献力量。
报告也指出，东南亚多数受访者认为，他们与不同种族宗教社群的信任度和关系，对比他们同公共机构的联系和信任度来得更强。这个现象在印尼、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最为显著。
另一方面，对于我国社会凝聚力相对低，梁振雄不排除近期地缘政治动荡引发的意见分歧，或一定程度上影响本地人对社会凝聚力，尤其是与他人和公共机构关系的评估。
这是南大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第二次发布“东南亚社会凝聚力雷达”报告。研究员在2022年首次发布的报告中，也采用同样评估框架，不过访问对象是亚细安10国共1000名思想领袖。首份报告中，东南亚社会凝聚力整体水平为69%；新加坡则达81%，被视为凝聚力最强的国家，与最新报告呈颇大差距。
梁振雄指出，前后两份报告不能直接对比，首份报告在每个国家只访问100人，而且主要是学者；最新报告则是访问一般公众。他认为，接下来在评估本区域社会凝聚力发展趋势时，第二份报告才是较好的参考基线。
霹雳州苏丹：社会凝聚力核心基础是做一个好邻居
世界多国正面对社会凝聚力减弱的挑战，马来西亚霹雳州苏丹纳兹林沙认为，社会凝聚力须由下而上从民间建立起来，人们的第一步是做一个好邻居。
苏丹纳兹林沙星期三在第三届社会和谐国际大会上发表以“应对不确定性”为题的主旨演讲时说，目前有三大交错复杂的因素，即数码转型、移民人口迁移，以及全球化经济影响不均，导致全球动荡局势，以及各地社会凝聚力削弱的现象日益加剧，愈演愈烈。
在他看来，社会凝聚力须从民间建立起来，而且应从日常互动和行为开始，人与人之间友善交流和共享食物。
“我相信，社会凝聚力的核心基础是做一个好邻居……身为马来西亚人，我很骄傲有新加坡这个邻居，并珍惜我们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世界别处，有些国家与他们的邻居反目，近年来最严峻的国际争端甚至已跨越国界，许多国家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反弹，意味着有些社群在自己生长的家园感受自己不受欢迎，邻居变成仇人，不再是朋友或盟友。”
他建议，人们应重新建立互信以及包容多元理念，而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应促进社会公平以及平衡照顾人类与环境需求。
